抗战时期，海南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难地坚持着抗战。为了消灭他们，日军在海上和陆地建立了一条封锁线，切断了海南和大陆的联系。我方部队失去了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处于孤立作战状态。
为此，琼崖党委决定派参谋谭真和班长张陵，以小渔港椰林湾为渡海据点，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到雷州半岛去，去取党中央运给琼崖部队的电台，建立与党中央的电信联系。他们先后两次试图突破封锁线都未成功。第三次，张陵的妻子林秀梅在老船工的协助下到达了雷州半岛。在这里，秀梅与死里逃生的张陵意外相遇了，他们和组织上派来的王先生带着电台踏上归途。途中，老船工陈二公为保护电台而牺牲，但他们终于突破了封锁线，将电台护送到根据地……
这是上海电影制片厂于1957年拍摄的，以琼崖抗战为背景的电影《椰林曲》的故事梗概，而真实历史上琼崖纵队电台的建立和生存，比电影中的情节更曲折更扣人心弦。
在抗日战争中，能够有一部与上级建立联系的电台，对各敌后根据地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琼崖地处我国最南端，孤悬海外的琼崖游击队，更是急需电台与中央保持正常联络。
这次向琼崖纵队运送电台的任务，是廖承志一手安排的。海口沦陷后，中共中央愈发关注琼崖的抗日斗争，为了及时发出指示和了解海南岛的情况，多次指示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帮助琼崖纵队解决电台问题。1940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指出：“琼崖要有三部电台，并以一部与中央联络。”为此，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想方设法筹购了一台带汽油发电机的75瓦大型电台，和一台15瓦手摇发电电台，决定派遣人员送往琼崖根据地。
廖承志等的计划，是将两部电台先通过陆路运到雷州半岛的龙塘镇，然后从这里搭载海船，穿越琼州海峡，到达海南岛。
这个任务，应该说十分艰巨，因为在攻占海南岛之后，日军很快认识到海南岛与大陆之间存在通过琼州海峡的交通线，这条交通线为海南抗战提供人员、物资，是琼崖抗战的“脐带”。故此，日军派出包括炮舰、炮艇、大发（带有武装的登陆艇）等水面舰只，对琼州海峡和海南岛周边海域设置封锁线，日夜警戒。日军对于封锁线的控制十分严密，且手段残暴。日军是有意制造这样的恐怖，来恫吓敢于下海和与大陆联系的人们。
一名女地下工作者接受了运送电台的任务，这位真实版的“秀梅”便是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的黄荔容。1940年6月，廖承志在香港和黄荔容接头，带给了她一个小皮箱，里面是一台15瓦微型电台。廖承志指示黄荔容作为信使将其带往琼崖根据地，“万一遭遇敌人电台暴露，为避免更大的牺牲，必须由你——黄荔容同志出面承担”。
当时仅有25岁的黄荔容经历十分奇特，她是在日本参加中共东京支部工作的，1937年七七事变后回国到华南从事抗日活动。选中她带电台到琼崖去，一是作为女同志不甚引人注目；二是她通晓日语，了解敌情而且胆大心细；三是她的丈夫也在琼崖工作。黄荔容的丈夫陈健本是八路军驻广东韶关办事处秘书兼党支部书记，1940年1月奉命调入海南，任中共琼崖特委宣传部长兼党校校长、《抗日新闻》社社长。
辗转来到龙塘镇之后，黄荔容按照组织安排住进了打银村的地下联络点，那台75瓦电台也被运到这里等待过海，不过没有人知道她提箱里还有一台15瓦的备用机。等待渡海的我方人员一共5人，包括交通员张瑞民和郑菁华，还有一位气度不凡的“老陈”和他妻子黄超。他就是后来在海南岛抗战中深孚众望的琼崖纵队参谋长李振亚，参加过长征，曾任红军干部团第一营营长，在突破湘江，强渡乌江，四渡赤水，攻占娄山关，抢渡金沙江等著名战役中屡建战功。
他们等待了七八天后，进行了两次偷渡琼州海峡的尝试。但因日军封锁严密，两次都碰到了日军的巡逻艇，先后失败。由于船老大经验丰富，及时返航，才避免了灭顶之灾。“老陈”李振亚总结经验后提出，利用后半夜敌人警戒稍微松懈的契机，雇佣一条小船完成穿越海峡的险途。这个计划被接受了，但依然风险很大。在此前两次航渡中，尚有一些商人冒险随同，这一次只有他们几人了。
在后来一篇追忆黄荔蓉革命生源的文章中，有对于这次航程的描述：“小船横渡琼州海峡，航行过半程了，风浪也越来越大，小船被抛起又落下……突然船工发现海面上有亮光，很快亮光变成了探照灯的光柱，随之而来有‘突突’的马达声，遇到日本鬼子巡逻的军舰了，风浪使小帆船很难控制，船老大只得将船帆降下。一个浪打过来，把小船推到敌舰旁，幸亏船小，几乎贴到敌人的大船下，小船上的人看到了在甲板上活动的鬼子。黄荔容坐在小船边紧紧拉着捆住皮箱的绳索，把皮箱吊在海水里，静静地等待着‘最后时刻’……又一个浪打来，把小船抛出很远，离开了敌舰，就这样好几个来回，让大家着实紧张好一阵子。慢慢的马达声远去，船工告诉大家已经穿过敌人的封锁线了。黄荔容赶紧把皮箱从海水里拉上来，放在甲板上，天海一线的远处开始发白了，逐渐看到远处的陆地。这就是计划中的登陆地点——海南岛临高县的昌拱港。”
然而，这只是琼崖抗战中电台故事的一段。
早在1938年，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总队长冯白驹便曾向琼崖守备司令王毅呈请拨给通信器材，最初曾获积极回应，但因日军登陆海南，战局骤变，此事遂作罢。
1939年7月，廖承志领导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为琼崖特委和部队购买了一台15瓦手摇收发报机，经交通员符儒光、陈大贵接力式传送，送达位于琼山县树德乡大水村的抗日独立纵队总部。这是琼崖纵队第一次拥有电台，欣喜的冯白驹当即下令组建电机室，由符集庭负责。此时虽然还没有专业人员可以进行发报，但符集庭原在海口《民国日报》社负责接听新闻，故此利用电台的收报机，便也开始接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提供首长参考。
9月至10月间，中央派报务员唐以弟（原名唐士吉）、电台队长刘成义到达琼崖特委驻地。唐以弟回忆这个过程颇不轻松：“到达琼纵后，我就着手对15瓦电台机器进行检查，证明机器完好，就按事先规定的方案开展工作。约半个月时间，延安、韶关均无法联系，后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趁香港台同延安台联络前数分钟，将琼崖台频率放在延安位置上，结果一叫就通，就告知香港台我们台叫不通延安台的事，港台就告知我们待他们通完报后负责转。就这样，同延安台联络经中转接通了，不久，桂林、韶关通信处也联络上了。”
根据唐以弟回忆，延安与琼崖第一次直接接通电信，应该是在1940年1月20日前后。李振亚、黄荔容等带来的电台，特别是那部75瓦大功率电台发挥了很大作用。1940年庄田副司令员（红军干部）从延安来到琼崖，带来了同中央联系的密电码，并把电台干部刘亚东、曾琼顺利带到了琼岛，从此琼崖与延安之间建立了稳固的通讯联系。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根据曾在琼纵电台工作的王禄贵的回忆，在呼通延安的时候，中央方面曾问了如下问题：庄田副司令员什么时间从延安出发，走哪条路线回海南，离延安时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颜色的马?回答正确了，才开始正式通话。显然，这是富有战斗经验的中央台在判断琼纵的电台到底是不是在自己人手里。这倒给琼纵的电台员提出了警醒——中央担心有人冒充我们，那会不会有人冒充中央呢？于是，此后多年中断与中央联络后，第一次建立通信，琼纵便开始问中央那边：“东江纵队派了哪几个同志来琼纵帮助建电台?”中央台那边大概没想到琼纵的小兄弟有这个警惕性，花了一天时间才回答对，但身份也终于就此确认。
当时，在美合根据地的苦香岭，建立了固定的无线电台、联络台，利用75瓦大功率电台负责与中央、香港、韶关我党上级电台联络；新闻台，使用一台15瓦电台收报机，跟随特委机关抄译新闻电讯。当时在美合根据地的电台机构较为完善，电台搬入了专门建造的固定高脚楼中，上方设置了二十多米高的天线，附近还开辟了球场供电台人员工作之余休憩。“上山的路很陡，冯白驹派了一个班的战士保卫电台。”曾担任电台机务员的王谷彰在回忆录中写道。电台班一共二十多人，都是从部队精选出来的。当时负责掩护电台的还有随总部行动的娘子军（女子警卫排）部分女战士。
根据当时人员的回忆，琼崖根据地在兴盛时期，共有三台电台，包括一台75瓦大功率电台（发话功率50瓦，发报功率75瓦），一台使用电池的15瓦电台（黄荔容带来），和一台手摇发电的15瓦电台（最早使用的一台）。
然而好景不长，1940年12月，国民党军发动美合事变，突袭并占领我美合根据地。在遭到国民党军袭击时，两部15瓦电台及工作人员在冯白驹的直接关照下突出了重围。这期间联络台的人员带着电台随特委、总队部领导机关向琼文转移，在日伏夜行的困难环境下，仍坚持利用电台与中央保持联络。那台75瓦电台因为过于笨重，被暂时埋藏了起来，因为电台十分珍贵，还专门派人留守。完成转移后，冯白驹命电台人员在澄迈县委吴正桂等配合下，潜回美合接出我方留守人员和这部电台，成功地转运到琼山县特委总队部驻地。这部电台使用到1941年2月，因总部不断移动，而75瓦电台噪音大，携带不方便，再加上汽油缺乏，不得不再次将其隐蔽，由王谷彰经手埋藏于苏寻三乡上云村附近的湲坎土洞里。
琼崖红色电台在抗战中和中央的联络一直保持到1941年6月。这期间，1941年5月，上级还曾经派人送来两部电台组件和新的密码本到琼。可惜的是还没有来得及启用，6月7日国民党军突然袭击在琼山县树德乡潭田村的冯白驹所在总部，总部副官、管理科长陈玉清和带电台的几位人员、担任护卫的女子警卫排部分人员牺牲，电台不幸损失。琼崖根据地同党中央及上级党的电台联络中断。
联络台机器损失后，总部决定取出埋藏于苏寻三乡的75瓦电台使用。但因海南气候过于炎热潮湿，电台久埋地下受潮，又缺零件，经刘成义多方设法修理，仍不能使用。琼崖特委因此派电台员唐以弟冒险过海汇报，要求运送新的电台到海南岛根据地来。对此上级十分重视，多次为琼纵准备新电台，但是由于日军封锁严密，特委相继派总部交通员陈大贵、政工干部陈琴和总队政治部副主任王均去香港接运电台，都在途中牺牲。此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运送电台的工作也只好暂时搁置了。
琼崖特委和抗日武装的电台只有效地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然而琼崖电台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地域的阻隔，使海南岛的抗日斗争与全国紧密联结在一起，改善了孤悬一隅的境况，对于海南岛军民坚持抗战有着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