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指示》，确立了南方各游击区作为“保存与扩大革命的支持点”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战略支点”的长期战略任务。1937年10月，国民政府军委会正式对外宣布，叶挺担任新编第四军军长。
1937年9月，项英转达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要求“求得迅速停止游击战，改编杀敌”，并迅速向江西境内适当地集中，以便改编；还规定各改编部队在指定时间和地点集合，听候点编。
刘文学所在的闽北游击区党组织，自1935年1月电台丢失后就与中央失去了联系。曾派人辗转千里寻找中共中央，均未能联系上。项英派人送的信，使闽北游击区与中央联系上了。虽说此时中共闽赣省委书记黄道已经派员与国民党江西省地方政府在光泽县大洲村进行了谈判，达成了停战协议，但国民党福建方面的驻军并没有停止军事围攻。
中共闽赣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全面部署所属的资（溪）光（泽）贵（溪）邵（武）建（阳）建（瓯）松（溪）政（和）等地党组织打开国共和谈的局面。1937年11月，闽北各地国共和谈全面铺开，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奠定了基础。
1937年10月，突然来了三个人，找到在山上打游击、已和省委失联了几个月的刘文学，他们自报家门说是省委派来的，并带有省委书记黄道的亲笔信。信的大意是：省委已派出代表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在光泽县谈判，基本达成了协议，双方实现停战合作，进行抗日。接信后即停止打土豪，不要再打国民党区公所和民团，但要提高警惕，如果敌人胆敢向我军发动进攻，则坚决实行武装自卫反击；还要抓紧时间集中部队整训，尽力扩大兵员，然后到省委指定地集中。
看完信后，刘文学既高兴又怀疑，高兴的是又和省委联系上了，怀疑的是同国民党合作，还是有些转不过弯。因为1937年的上半年，形势突然紧张起来，国民党调集重兵，对“资光贵”游击根据地进行反复“清剿”，残酷镇压，对群众也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政策，妄图消灭游击队，叫嚣“活捉匪首刘文学有赏”。根据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革命群众被杀害，真是惨不忍睹。怎么现在要和国民党合作呢？来联系的人员向刘文学介绍:1936年12月发生西安事变，1937年7月发生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提出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国民党联合抗日。而国民党在谈判过程中，大耍两面派手段，一面谈判，一面对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加紧“清剿”，妄想在半年内消灭南方红军游击队
1937年8月，国民党只同意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然后渡过黄河北上华北抗日前线。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1937年10月，蒋介石才同意整编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
刘文学在山上不知山外的情况，加上长期和省委失去联系，当这三人突然出现在面前时，他暗暗提醒自己“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能上敌人的当”。为了安全，刘文学召开了中心县委会议，统一了思想：对闽赣省委和黄道书记的信以及联络员介绍的情况，还是要相信的。再加上周围老百姓纷纷传说，好多国民党兵从铁路上开走“打日本人去了”，所以决定下山。
按省委书记黄道信上指示：游击队在资溪昌坪集中整训后，遵照规定时间，刘文学带领100多名游击队员下山，部队到武夷山南麓的省委驻地猪母岗山脚下一个村庄住下。黄道书记看到刘文学后非常高兴，指示刘文学带部队到石塘镇，并要继续扩军、整训。
石塘镇是江西省铅山县的一个市镇，也是当时闽北老苏区的一个重要集镇，镇上有一两千户人家，它的南面是武夷山，北面临近信江和浙赣铁路。闽北各地红军游击队按省委规定时间先后到达石塘镇。刘文学带领“资光贵”游击队到石塘镇时，饶守坤也带部队到达了。根据省委书记黄道的指示：要对国民党很警惕，对铅山、玉山、广州等方向都要派出侦察员，密切注意国民党部队的动向。
当部队到达石塘镇后，刘文学发现铅山、玉山、上饶，广丰等地的国民党军队、保安团调动频繁，石塘镇的地形对我军不利，刘文学立即将部队拉到石塘镇东南面七八里路山上的一个小村庄，万一发生敌情即可进入武夷山。这时，国民党派来的少校点验员到石塘镇来点验，找不到部队，反映到南昌新四军军部，黄道书记来信批评说:“人家来点验部队，你们怎么把部队开走了？”当刘文学将部队重新带回石塘镇时，其他各区游击队都先后到达。
游击队在石塘镇集中后，将组建为新四军三支队五团。国民党少校点验员要来点验部队时，游击队当时报了一千多人，下山时一路扩军，到石塘镇时尽管已扩大到五六百人，但离上报的人数还缺不少。点验员捧着花名册清点人数，看看没有这么多人，问道：“还有部队呢？”游击队负责人回说“还没有到齐，各地区的游击队非常分散，按规定时间集中时间来不及。有一部分还在路上。”
在石塘镇，游击队进行了紧急动员，组织干部到附近农村扩军，也写信到原来的游击区请留守的同志帮忙扩军，“资光贵”地区先后送来100多人。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迅速行动起来，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参加抗日队伍。这一带是老区，一经发动，掀起了参加红军的热潮，这样一来，再加上把失散的红军找回来，部队从石塘镇出发去岩寺时已发展到1300多人。
1938年2月9日，张云逸到达石塘镇。受新四军军长叶挺委托，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和调任中共东南分局宣传部长兼新四军南昌办事处主任的黄道，代表军部在石塘镇一所学校里召集全体大会，举行就职典礼，正式宣布新四军军部命令：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饶守坤为团长，曾昭铭为副团长，参谋长杨三元，政治处主任刘文学。五团下辖三个营和一个机炮连。
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国民党就开始刁难，只给了一点费用。下山时许多干部战士只穿着夹衣，而2月的天气仍然是很冷的。经过与国民党的多次交涉，他们才答应给部队发棉衣。五团派刘文学和国民党点验员一起去江西省南昌市。在南昌月宫饭店，陈毅司令员询问了一些情况，看看刘文学身上的衣服很旧很破，说：“怎么穿得这样破烂？”刘文学说：“我们刚下山，没来得及准备。”他理解陈司令的意思，在国民党面前要维护我军的声誉。后来，刘文学和国民党点验员到国民党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按照1300多人的花名册办理了领棉衣的手续。
春节前夕，战士们穿上了新棉衣。在发棉衣时，还发了国民党军队的帽徽。干部战士看到后都很反感，情绪非常抵触，纷纷表示要继续戴红五星。为此，黄道主任召开了全团连以上干部大会，在会上黄道主任讲了为什么要国共合作，为什么要把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他说：“为了抗日，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我们戴国民党帽徽，是抗日的需要，是统一战线的需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我们干革命的宗旨没有变，是外白里红。红五星，现在不戴了，以后还是要戴的，摘下来放在背包里保存起来。”会后，红五星虽然从帽上摘了下来，但战士们心里却从来没有摘掉过。
1938年2月下旬，部队从石塘镇出发，在弋阳、横峰之间越过浙赣铁路，经德兴等地到浙江开化县，又从安徽的屯溪、歙县之间穿过。3月，五团到达目的地——岩寺。在岩寺西北面十里多路的一带村庄驻扎，向太平县方向警戒。以后，五团便开赴抗日前线，投入新的战斗。
（本文根据开国少将刘文学生前口述整理，作者为刘文学将军的女儿、女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