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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对皖南事变的反思

大江南北 2022-07-07 09:32:00

  陈毅在皖南事变前历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兼第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代总指挥,皖南事变后又出任新四军代军长,虽然他没有亲身经历皖南事变,但是他在事变前与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副军长(政治委员)项英之间,对新四军战略发展方针存在分歧;在事变后协助华中局书记兼军政治委员刘少奇重建军部,整顿部队,保证了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新四军和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而他在中共七大上的两次发言,深刻反思和检讨造成新四军皖南失败的主客观原因,成为总结新四军历史的重要文献。

一、皖南事变前,陈毅断言项英“五心不定,将来一定会输得干干净净”

  毛泽东在1938年第一个“五四指示”就对新四军发展方向作出了东进北上的重要指示,要求新四军大胆地积极地向敌后挺进,“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后,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然而,军部将新四军的主力留置在皖南另有打算。新四军成立初期,陈毅、傅秋涛率第1支队第1、第2团6个营挺进茅山,张鼎丞、粟裕率第2支队第3、第4团5个营挺进苏皖边(第4团被军部留下1个营),谭震林率第3支队第5团、第6团6个营则留在皖南。不久项英以整训为名,将已在苏南的第1、第3团6个营先后调回皖南,作为交换,将第3支队第6团调给陈毅(临行又被军部留下1个营)。结果,总共6个团18个营,军部在皖南就部署11个营,远超苏南7个营的兵力。当时苏南敌后国民党部队遗留下大量枪支弹药和散兵游勇,各类民众武装蜂起,是新四军发展自身力量的大好时机。正是由于手中兵力不多,致使陈毅在论及江南敌后斗争的《茅山一年》中,不无遗憾地感叹:“可惜我们的力量薄弱,不足以言此。”
  对与项英的分歧,1955年4月,陈毅在与当年旧友、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回忆皖南往昔时说:“新四军从集中整编起,内部就存在矛盾……我对项英很尊重,私人关系也很好,但是在军事战略方针上我却支持叶挺。我同项英多次在私下谈、在会上争,总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军部为什么要将重兵留在皖南?陈毅认为项英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毫无根据地提出天目山的计划、浙江计划、黄山计划”,“提出所谓具有中国伟大战略前途的坚持江南计划,企图在华北、华中鼎足而三”。陈毅所言确有根据。在1938年6月23日项英致陈毅的信中,有一段非常值得注意的文字:“我们计划在皖南要建立一个根据地,这在战略上非常重要。将来在战争形势变化时,我们即可依靠这一支点向皖南各县发展,以及利用机会争取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故部队不宜全部出动。”此计划明显与中央第一个“五四指示”相悖。
  直到1939年2月周恩来到皖南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确定新四军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的战略方向之后,陈毅才果断地冲破国民党第三战区的羁绊和军部的阻力,先是派叶飞率部深入苏南敌后,直逼沪郊虹桥机场,后又指挥陶勇、叶飞两部渡江北上,为发展华中作战略探索。部队连战皆捷,得到迅速壮大。
  1940年3月22日,在蒋介石、何应钦主持下,国民党军令部制订了方案,计划在3个月内“剿灭”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如剿灭不成,最低限度也要将其压迫于长江以南,然后再作“有效之处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一再对新四军军部施加压力,严令其将在江北的部队调回江南,意图阻断新四军与南下八路军的联系。
  如何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无理要求?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在刊登《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文(即第二个“五四指示”)的题注中指出:“项英的思想中存在着严重的右倾观点,没有坚决实行中央的方针,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对国民党的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而缺乏对付这个反动进攻的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项英屈从于顾祝同的压力,在1940年4月16日至22日7天之内向延安连发6电,坚决要求将陈毅派到江北的叶飞、张道庸(即陶勇)两部调回江南,并对中央的指示进行驳斥。在中共高层领导中,项英资历深、个性强,恐怕也只有他敢于坚持自己与中央相悖的意见。毛泽东用十分严峻的口气答复项英:“在与顾谈判中,绝对不能答允四、五支队与叶、张两团南调,现在和将来,全部或一部均不能南调。这些部队的南调,不会对江南部队有帮助,而只会使江北部队更孤立更困难。”并及时采取组织措施:“叶、张两团及苏北全部暂归中原局指挥,部队调动应当依照中央的电令。”“新四军问题由恩来与重庆直接谈判。”
  正是在以上的背景下,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亲自起草并于1940年5月4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第二个“五四指示”,对项英领导的东南局和新四军在统一战线方面的右倾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毛泽东特地用陈独秀作例子告诫说:“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1927年的错误。”
  然而项英却认为“中央指示并未明显指出根据何种事实”,说他“当然不能继续领导,也无法领导”,拒绝由他传达“五四指示”,并3次提出辞职。与之相反,在接到第二个“五四指示”领会中央的意图后,陈毅信心倍增,在苏南指挥部驻地迅速召开团、营以上干部会议贯彻传达,并于5月19日报告中央说:指示收到后,立即“召集团县以上负责人会议传达,全场振奋,指出过去由于国民党的限制未能充分发展自己,决心放手打开局面,猛烈发展”。陈毅还“请中央即电项英东移,宜饬大行李及重要资材东进,不要再迟缓,要根本放弃挺进皖东南的下策”。5月26日,延安致电项英、陈毅,肯定了“陈毅同志对苏南的新布置都是对的”。为此,陈毅派人专程急赴皖南,动员项英率军部东进,并主动提出把茅山根据地让给军部。可是项英犹疑动摇,最终拒绝了这一建议。陈毅当时激愤地说:“项英既不去皖北,又不来茅山,竟这样目无中央!他赖在皖南,按兵不动,犹疑不决,到现在还五心不定,将来一定会输得干干净净!”当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陈毅、粟裕率江南主力渡江北上,与叶飞、陶勇两部会合后,于7月下旬成立新四军苏北指挥部,11月中旬就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代总指挥,担当起开辟华中敌后抗战新局面的重任。而以后发生在皖南的事变,不幸被陈毅言中。

  二、皖南事变后出任代军长,协助华中局书记、军政治委员刘少奇总结皖南事变教训

  194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皓电”,同意将江南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为此,陈毅和刘少奇多次致电项英,敦促皖南部队尽早北移,还在江北无为成立由曾希圣任指挥长的渡江指挥部,并派出江北游击纵队政治委员孙仲德率2个营到无为东乡策应渡江。
  当获悉皖南新四军在茂林地区被包围的消息后,陈毅和刘少奇一方面在苏北主动部署围魏救赵方案,同时释放了黄桥战役俘虏的2名顽军军官,即第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和第一一七师参谋长张治吴,希望以此换取对皖南新四军的撤围。
  1941年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缉拿副军长项英,将军长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刘少奇、陈毅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号召大家坚定信心,坚决克服悲观丧气情绪。1月18日,刘少奇、陈毅就皖南事变后他们准备在苏北进行的应变行动请示中共中央,提出“在苏北成立新四军军部,并以陈代军长”。
  中共中央于1月20日在延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当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回击国民政府军委会关于取消新四军番号的通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1月24日,陈毅率全体将士在《江淮日报》上发表就职通电。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又公开发表陈毅、张云逸、刘少奇等17位新四军高级将领声讨亲日派的通电,揭露亲日派背叛三民主义、背叛民族利益,企图各个击破抗日力量的阴谋,表示了无论经历何等艰难困苦,必须争取中华民族之神圣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坚强决心。
  1月25日下午,新四军新军部成立大会在苏北盐城隆重召开。陈毅发表就职演讲,指出:“新四军是取缔和消灭不了的。反共顽固派1月4日偷袭了我们的军部,但是1月25日我们的军部又成立了。皖南新四军遭到很大损失,但是在安徽、湖北、江苏、河南,新四军仍继续存在,而且会更加发展和壮大。”“皖南事变我们损失了老军部,现在新军部又成立了。皖南事变我们有几千个指战员牺牲,但我们今天还有九万人的强大力量。亲日派、反共派所得并不多,他们已失去全国人民的同情,引起全国军民的抗议,对比起来,民众的同情是在我们方面。我们要明白自己的责任,坚持抗战的大旗,英勇奋斗下去,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为了总结皖南事变的教训,5月15日至5月19日,苏北盐城召开由中共华中各战略区党委、新四军各师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会议。
  5月17日下午,陈毅在发言中分析说:“(一)无论如何不应走茂林。或走铜、繁,或走敌顽接合点,走茂林完全是自寻绝路。(二)决心上的错误——皖南这样严重的局势下,根本不能依靠统一战线,只能依靠英勇冲出,而他在被围后,还讲交涉,不能下决心,以致大牺牲来冲。(三)退回来完全是错误——这样多的人,这样大的兵团,根本不能往后转的。这是游击的方法,战略上完全错误。尤其是在这样严重的被包围的形势下,更是极大的错误。参谋处应该以这一次皖南的行军仔细研究,得出经验教训。”
  对没有及时开展同项英的党内斗争,陈毅作了自我检讨,他说:“机会主义的路线,不经过公开的斗争,是无法转变的。我是军分会副书记,虽然有过许多局部的争论,但没有系统地进行斗争,没有把它认识是一个路线斗争,这是我理论修养不够;同时也是因为他是领导同志、副军长,不愿意闹翻,有些调和气味。如果很早就进行原则上的斗争,也可以早些挽救,这对于个人是很大教训。”
  会议结束不久,6月6日至7日召开了新四军军分会扩大会议,结合总结皖南新四军的失败教训,集中讨论如何进一步加强军队建设问题。6日上午,陈毅作关于建军工作的长篇报告,在论及皖南时期建军路线错误时,他指出:“我们今天建军是与皖南时代的建军有着下列原则上的区别:1、建军是从政治上着手,首先保证党在本军中的绝对领导权,排斥一切非革命意识的侵蚀。皖南的建军主张,容许本军有两个领导,和降低本军成为统一战线的军队,是政治上的绝大的错误。2、建军目的是为了战胜日寇、亲日派及一切危害本军的阴谋。建军的办法便是集中全力,打开局面,改变环境。我党六中全会即指出在抗日战争中,投降危险异常严重,随地随时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号召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作充分准备,以应付突变。皖南的建军,没有清楚看见这一严重形势。一切建军工作离开克服投降的严重政治任务,在思想上组织上战斗方面缺乏准备。形成一种逃避现实,关起大门来,独善其身的技术建军的倾向。其强调反游击主义,是弄错了打击方向。游击主义一直未纠正,反而取消并压抑了本军灵活游击机动作战的革命传统。所以在突然事变爆发时,毫无准备手忙脚乱的陷于失败。反之,本军其他各部分,不仅在抗日方面有了准备,而且在克服投降抵抗摩擦方面也有了准备,其结果就与皖南相反,始终保持了胜利发展的局面。3、建军是要求数量扩大和质量提高。皖南建军提出以质量代数量的精兵主义,不懂得数量质量互相转化互相依存的法则。所谓精兵主义,只在于自己限制自己,自己束缚自己,自己满足自己,发展中断,停滞不前,当然招致灭亡。”他提出:“目前必须纠正皖南时代历来把政委改为副职的错误办法,这个办法实质上等于取消政委制度和削弱党的政治领导。”
  在刘少奇和陈毅的正确领导下,新四军以崭新的面貌走上了积极发展的道路,成为华中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

  三、陈毅在中共七大对皖南事变教训的精辟论述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了历时50天的中共七大。陈毅是大会主席团15名成员之一,并担任华中代表团主任。
  陈毅代表华中和新四军的党员在大会上作了两个发言,其中一个题为《新四军抗战始末》的发言稿,经华中代表团讨论通过后,印成文件作为大会书面发言。全文共分9节,在谈到皖南事变时,陈毅指出:
  “国民党最高统帅部订出了歼灭新四军在皖南部队的计划。他们是先以计诱,督促叶、项率队过江,然后以七万大军围歼我军于行军途中。严格说来,皖南事变不是一个什么战争,而是国民党头子蒋介石利用其抗战统帅地位,布置陷阱以歼灭其部属的罪恶阴谋。叶、项的错误不在于违抗军令,而在于忠实的服从其命令。蒋介石的长处在于懂得‘君子可欺以其方’,在施阴谋诡计上,叶、项败于蒋介石之手,在坚持抗日团结的正义上,蒋介石败于叶、项之手。皖南事变把蒋介石和叶挺推到国际反法西斯的正义的法庭上。叶挺将军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抗战正气,蒋介石自己丧失其抗战统帅的地位,堕落到流氓政客军阀的可耻地位。皖南事变时新四军在皖南的部队共计九千余人,大部被歼,突围者千余,即今天新四军的第七师,现在有了几年发展,已有二万余人,忠勇将士的努力是极可奖励的,很快从敌伪手中补偿了自己的损失。又皖南事变的损失仅及当时全军十万人的九分之一,故新四军在敌后的地位和实力并未损伤。经过皖南事变,全世界全中国的公论,指出了国民党反动派举行皖变的目的,在于与敌汪配合反共,是其预定的停止抗战投敌汪的一个大胆尝试,而新四军经过此役则成为具有国际荣誉的抗战军队。”
  此外,经毛泽东批准,陈毅还准备了另一个发言稿,这就是1945年5月1日下午陈毅在七大会议上的口头发言。这个口头发言的角度与上述书面发言截然不同,完全是立足于中共党内批判的角度来检讨皖南失败的教训和项英的错误。尽管七大没有重新议处项英的错误,但是陈毅这个经中央批准的发言,实际上就是针对项英错误问题向党代表大会的总结汇报。他在发言中深刻分析道:
  “皖南的失败,是很痛心的,这可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蒋介石、顾祝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对新四军经常用命令的口气,用‘军令’‘政令’等等的紧箍咒箍到新四军的头上。我们贴标语,他也打电报抗议,我们派人领钱领子弹,公文上有一个错字,一点不合适,就给退回来;新四军要在那里安下个兵站,他们也派人检查一下。那时候,我们的军部采取了无条件的让步政策,可耻的让步政策,造成了精神上对他们的屈服,没有公开起来反抗的勇气,这一点是最大的失败。皖南事变为什么造成一个血海呢?主要的原因就在这一点。
  “另一方面是党内也有个紧箍咒,有一个教条,就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没有国民党抗战就要失败’,这样,就只好迁就他。单有外面的压力,为什么多年从事内战的同志们,不能反抗呢?这就是因为投降主义、机会主义的思想,使我们自己精神屈服了,没有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区别开,把国民党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本质和我们无产阶级的本质混同起来了。于是在这个‘理论基础’上把自己束缚起来了。这就是造成皖南事变的根源。在这个地方几年都转不过来,挣脱不了这个枷锁。中央以及毛主席、刘少奇同志的指示批评,也有电报争论,下面也有反抗建议,结果还是没有挽救,最后造成了失败。
  “项英同志最后是死了,他同反革命的斗争是很英勇的……(项英)这个错误党有资格来批评,但是国民党不能动他,动他一根毫毛就是犯了罪,这个血债是要用血来还的。这笔账一定要挂起来,他们消灭了我们九千多人,好多的干部现在还在班房里,并且已经杀了许多。我们现在是检讨错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指出,这是我们党内机会主义错误。
  “在皖变之前,他们在那个地方已经搞了三四年,开始观念很模糊,犯了错误。一直到最后,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一日,一九四一年一月,如果执行中央指示也可以挽救过来,顺利地过江把部队带过来,可是他们一直是固执,坚持自己的错误,以致最后造成失败。本来已经搞了三年没有搞好,最后转过来还是好的。错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开会讲一讲,思想搞通,执行新的方法,那么将近九千人的这支最好的队伍也不会损失了,但是直到最后一分钟,还是不觉悟,以致弄得身败名裂。本来做工作不犯错误实在是很难的,毛主席说过:‘不偷,不装,不吹。’像皖南同志,错误犯了三年之久,到最后一分钟还不觉悟,所以就造成了大的失败。错误是难免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是要‘过则勿惮改’,‘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坚持错误下去那是很危险的。从一九三八年一直到一九四一年一月最后失败了。如果早走一个时候,或者马上过江,不向南弯路,也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挽救的机会是很多的,有几百个机会可以挽救,但是没有挽救,结果失败了,使得党、军队受了很大损失。”
  陈毅这个发言,对新四军的成败得失鞭辟入里,切中肯綮,成为后人学习和研究新四军历史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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