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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湖北东北部，与河南、安徽交界的大别山脚下，有一个小县——红安（原名黄安）。这里走出了240名血染沙场的将军，有14万红安儿女为了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在这片血与火的土地上，还出现了一位红安人为之骄傲的文人，那就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叶君健。
　　叶君健，生于1914年。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告诉他：当她从很远很远的另一个县嫁到这里，新婚之夜父亲告诉她：“我们还有一升米，明天还可以有一餐饭吃。”穷，使父亲离开了这片养不活人的土地，外出当店员，几年才能回家一次；穷，使叶君健自幼身体孱弱，但穷并没有泯灭他爱读书的天性。农忙时，他放牛、摘棉、看稻；农闲时，他背书、填词、练字。每天两碗稀饭，天不亮就起来摇头晃脑地背诵，晚上在如豆的灯下，还常要偷着读学堂里不让读的诗词和散文。连读8年的乡间私塾，靠着这古老的学习方法，民族文化的精华在他头脑中深深扎下了根。
　　1926年，北伐军打到武汉，红安也成立了农民协会。叶君健的家庭起了很大变化。大哥当上了村农会会长，在武汉当店员的二哥参加了店员工会。叶君健在小学校中参加了童子团。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在武汉的汪精卫也拿起了屠刀，形势急转直下。叶君健的大哥几乎被杀，大嫂远逃他乡当了尼姑；二哥逃到上海当了店员。14岁的叶君健走投无路，到上海投奔二哥。

二

　　在上海，已经有8年学历的他，只能插入高小二年级。这里的算术和英文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尤其是上英文课，他的瘦长的身材、笨拙的动作、怯生生的神情加上浓重的家乡口音，使他一张嘴，顽童们便笑得前仰后合。这个乡下人被一种顽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驱使，靠着孤军奋战，把自己从这种窘迫的局面中解脱出来。两年时间就从小学跳到了高中。
　　他对西方的语言和文化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英文女教师用充满感情的语调讲《安徒生童话》故事，那些故事使这个从山村来的孩子在粗犷坚韧的性格中又注入了温柔平和的色彩，在具备了一定的欣赏能力之后，他开始了深入的研究。“有一天我也要用英文写点东西”，他发出了这样的奇想。不久，另一种语言，即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甫创造的世界语又牢牢吸引了他，他很快掌握了这种语言，并用它进行创作。

三

　　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港入口处的海面上，竖立着一座铜像，一位美丽的少女在沉思，身后是一条鱼的尾巴。这是丹麦人为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而雕塑的，人们把她当作丹麦的象征。安徒生不仅是丹麦人民的骄傲，也是属于整个世界的。他的作品超越了时空的界限，具有永恒的生命力。除《圣经》外，《安徒生童话》可能是世界上被翻译得最广泛的作品了。而最早把这些童话变成汉字的，就是叶君健。
　　早在40年代，叶君健在英国从事欧洲文学研究期间，就开始翻译《安徒生童话》，到50年代全部译完。在风云变幻的战乱年代里，他之所以选择了安徒生的带有浓厚浪漫色彩的童话，不仅因为安徒生的作品是童话中的“圣经”，是世界文学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因为他最初学习英语时，是安徒生的童话故事使他有信心和兴趣从当年困窘的环境中自我解脱出来。他因此能在翻译这些童话作品时，不但注意到了它的语言文字特点，也同时注意到了它的思想性，并把自己的感情和原著者的感情完全融合在一起。叶君健始终记着安徒生在开始写童话时写给朋友信中的这样一段话：“我用我的一切感情和思想来写童话，但是同时我也没有忘记成年人。当我写一个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的时候，我永远记着他们的父亲和母亲也会在旁边听，因此我也得给他们写一点东西，让他们想想。”这就是童话所担负的崇高使命——教育人民。叶君健在完成了《安徒生童话》全集的翻译后，仍没有忘记这个使命，一直从事儿童文学的创作。
　　早在1933年，叶君健27岁时就用世界语写成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岁暮》，这似乎奠定了他以后的独特创作方式——用世界上流行最广泛的语言，描写最古老的中国山村，描写一群离不开土地的苦命人，描写他们中的优秀分子。1937年，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被遗忘的人们》问世，l947年他又用英语完成了长篇小说《山村》。这本书用平淡冷静的语调讲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使世界上许多关注着中国而又不了解中国的人们看到，在这片落后、愚昧而又神秘的土地上，在这广袤土地深处的山村里，一种变化、一种动荡、一股新生的力量正在崛起。通过大别山区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它向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的革命。这部取名为《山村》的长篇小说，是作者在远离山村的异国他乡，在英国最古老的剑桥大学完成的。他当时正在从事欧洲文学的研究工作，并已逐渐了解熟悉了英国和欧洲文坛名人和他们的作品，也与他们有了往来。但面对过于看重传统和门第的欧洲文坛，他没有因为自己的黄皮肤和贫寒的出身而妄自菲薄，也不仅仅为得到承认而取悦迎合，更不为争得一席之地使自我和自尊匍匐膜拜于“洋经典”的脚下。他用质朴的笔和感情，写与自己血脉相通的山村，把深厚的忧患意识和对中国革命深深的理解渗透在字里行间。他成功了，人们开始对这个来自中国山村的青年、这个神秘的国度，以及这个国度中正在进行的历史性变革刮目相看。
　　北欧著名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霍尔杜尔·拉克斯奈斯说：“中国在这本书里被浓缩在一个小村里，但这丝毫也没有削弱这本书的意义。读者可以集中地在这里看到那最初阶段的一些变化和在这个世界上一个超级庞大的国家里的革命在农村中如何地开展……”当代著名丹麦女作家苔娅·英尔克也说：“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革命早期的中国人民如何在一个高压的统治机器下所展开的活动。书中关于这些人的描写，是既充满幽默感，也非常美丽动人，同时又夹杂着一点农民的荒唐性。一个不满30岁的作家居然能写出这样成熟的作品，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叶君健的这部《山村》，引起了西欧、东欧、北欧以及东方许多国家的注意，目前已有20多种文字的译本，仅在欧洲大陆就有十四五种主要文字的译本。而它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却是这几年的事。小说发表后30多年——1982年，才由作者本人翻译，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紧接着，作者完成了它的续集《旷野》和《远程》，形成名为《寂静的群山》的三部曲。当三部曲宣告完成时，英国历史悠久的文学出版社“费伯”出版公司很快就和他签订协议出版这三部长篇。和几十年前《山村》的出版一样，这三部长篇小说的出版同样引起了欧洲出版界和文学界的极大关注。

四

　　在叶君健近60年的写作生涯中，几乎有百分之八十的时间没有从事自己的创作。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武汉军事委员会由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任职，做抗战的国际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在英文版（后增法文版）的《中国文学》任副主编（茅盾为主编），从1950年一直编到“文革”时靠边站。面对外国读者，他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他大胆而审慎地选题、组稿，先编中文，再编英文，然后看清样。为了不影响本职工作，他中断了自己的创作。《中国文学》介绍了“五四”以来有成就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50年代就独具慧眼地推出了初露头角的新中国作家。经叶君健手编辑的作品有几千万字，他向读者提供的是中华民族文学作品的精萃。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常常使他的创作欲望一次次地被掀动起来，又一次次被他自己压下去。
　　他埋头于译稿和看清样，每天8小时投入选稿和编译工作，晚上还常要加班，甚至没有时间为自己中断的创作惋惜。了解他的阳翰笙曾向当时的中宣部领导打过报告，大意是：叶君健是搞创作的，已经很有成就，在国外影响很大，长期编刊物耽误了他。当时周扬委婉地批示：“叶君健编《中国文学》很有成绩，应该鼓励他编下去。”后来作协书记处书记郭小川以开玩笑的方式给叶君健做思想工作：“你又不是老赵（指赵树理），这么一本外文刊物你看交给谁好呢？”真的，过硬的英、法文和中文，稳健的作风，对国际文坛的透彻了解，使他成了这个位置上的最佳人选。为此，他付出了25年心血和时光。
　　从这个岗位上退下来，他来不及也舍不得休整，就马上投入了创作。长篇、中篇、短篇，散文、儿童文学，20多年的积蓄像喷泉一样从笔底流泻出来，还有各种笔会和国际文坛的种种活动。他太忙了，常要闭门谢客、逃会和谢绝许多抛头露面的活动。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唯恐时间从自己眼前溜走。但他这样做，绝不仅是为了弥补几十年来创作的空白，而是利用国外许多报刊提供给他的充裕篇幅，大量介绍中国文坛新秀和新鲜事物。刘心武的新作，西藏话剧演员演出莎翁名剧《罗米欧与朱丽叶》，他都一一撰文向国外介绍。他把自己的时间分成三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留给自己的创作，三分之一为儿童写作，三分之一用来向国外介绍中国。
　　除英语和世界语外，叶君健还熟练地掌握了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丹麦语等多种文字，他曾是英国“布隆新伯里”学派的一员，那是伦敦中西部、大英博物馆旁边一条小街道的名字，是一批“超高级知识分子”活动的场所，他是那里唯一的黄皮肤成员。他以自己温文而倔强的自尊、非凡的创作才能赢得了人们的尊重。“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片段在叶君健这个人物身上显现出来”，这个足以使任何人激动起来的评价，并没有使他受宠若惊，他仍属于自己生命的起点——红安，在这片土地上他打下了扎实的旧学根底，在他后来涉足西方文化时，仍然始终尊重中国文化固有的优良传统，同时又不断用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丰富充实自己，两种文化在他身上融汇，呈现出一种完美的境界，终于使他成为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史上，他走出了自己的一条新路。1999年1月5日，叶君健逝世，文坛的一颗璀璨的明星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