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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征农革命生涯中的一段经历

大江南北 2022-07-12 09:58:00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有一批国民党军队投降日寇成为伪军。
  从1941年到1943年,仅从国民党军队中叛逃投敌的将军就有69人。据有关史料统计:“叛逃的国民党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国民党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其中,1941年2月有李长江(国民党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率所部8个支队投敌;范杰(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十一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杨仲华(新编第5军副军长)率所部投敌。后李长江被任命为伪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杨仲华被任命为伪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德军在战争初期的胜利,大大刺激了日寇的野心,日寇调集了第十二混成旅团(南浦襄吉独立混成旅团,直辖5个大队和1个特种兵大队,是与我新四军交战已4年之久的“老对头”)全部和第十五、第十七师团各一部计7000余人,率李长江、杨仲华所部伪军1万余人,配属上百艘汽艇(部分改装为架设机枪的装甲汽艇),出动200余架飞机,于1941年7月开始对盐阜区实施第一次大规模“扫荡”。盐东县总队与伪军杨仲华所属一、二师各一部及其军官教导队900余人展开激烈战斗。新四军一师二旅一部于午后赶往增援,在薛家桥、刘家渡一带与敌激战4小时,敌向伍佑逃窜。盐东县总队和二旅一部乘胜追击。该役击毙伪军团长以下150余人,俘伪军团副以下60余人。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第四团政委郭猛在战斗中牺牲。
  1942年2月28日,日伪为了加强控制苏中四分区,日寇将伪第二集团军杨仲华部两个师从盐东地区调至丰利、掘港、岔河、马塘一线,连续对启海地区发动两次“扫荡”。在我新四军军民的英勇抵抗下,给予敌人沉重的打击,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伪第二集团军杨仲华部,后有日寇的压迫,前有新四军的打击,周围各伪军部队互相攻讦拆台,士气非常低落。为了寻找出路,杨想与我军联系,秘密派出两名联络军官来到我苏中根据地,希望新四军能派代表与杨直接谈判。以粟裕为首的苏中党委通过讨论,决定派秘书长夏征农作为新四军代表与其谈判,并对谈判中我方的立场给予指示。随后夏征农随两名联络军官秘密坐车向泰州城出发。当到如皋东的时侯,忽然发生了意外。原来师部警卫连有一警卫员叛逃,在检查站认出了夏征农,便要抓人。那两个联络军官说:“人是跟我们来的,正要带到司令部,向杨司令回复。”那叛徒看到这两个人穿的是便衣,不由分说便把夏征农抓到日本侦缉队。两伪军官赶忙向伪军司令部电话报告。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伪师长范杰策马赶来,下马随手就给叛徒一个耳光,并向鬼子说明,必须带回给杨司令审讯。鬼子一看范杰为少将军衔,也不敢怠慢,随即放行。
  到了杨仲华司令部,为防止发生意外,夏征农假冒是范杰的亲属,住在范杰家中。晚饭后,夏征农和范杰谈话,宣传我党和新四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希望他们秉承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原则。范杰谈到他是范仲淹的后代,理应为国效力,却在国民党曲线救国的政策下当了伪军,希望能够反正。并说他此前曾在上海大夏大学读过书,在上海时也曾读过夏征农的很多文章,对夏征农很是钦佩,愿促成谈判的成功。
  第二天,夏征农与杨仲华、范杰等开始正式谈判。开始杨仲华希望新四军划出一块地盘,让杨驻军,夏没有同意,经过激烈地争论,终于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议。为防止发生来时的意外,决定绕道上海回新四军苏中根据地。于是,夏征农以范杰亲属的身份随范杰到了上海,后绕道回到师部。在上海范杰家,很多苏北籍的上海资本家,纷纷向范杰吐露在日本的管制下生意无法经营下去,有了想回苏北的愿望。夏征农了解到很多伪政权人员和国民党的动态。回到师部后,夏征农马上向粟裕师长报告了谈判的情况,得到粟裕师长的表扬。
  杨仲华的所作所为,引起伪苏北行营主任臧卓和日寇的怀疑。1942年10月,在日寇召集伪军高级军官会议后,杨仲华被日军扣押,随即伪第二集团军解散,引起伪军的极大混乱和恐慌。为平息混乱,汪伪政权只好将这一政治事件化为伪军内部的私斗,将杨仲华停职查办、撤职,将臧卓撤职并降级为中将参议。
  得此消息,中共中央华中局向各部队、各地区发出关于开展伪军工作指示:你们应主动利用杨仲华事件去促进伪军觉悟、走向反正,并做到伪军反正时为我所掌握,为我所左右。敌方对华中伪军极不相信,应策动伪军反抗敌、汪。
  上世纪80年代,上海市原市长、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见到夏征农,说:“今天我会见了一个台湾文化代表团,里面有一个成员叫范止安的,他原名叫范杰。他问上海市领导是否有一个原新四军的领导叫夏征农的,他想见见。”夏征农说:“知道,知道,他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可以见一见。”
  第二天,范止安来到夏征农的住处,他介绍了自从泰州会谈后他的情况。抗战胜利后,他在南京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少将参议,后随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退出军界,在香港办了个新大陆出版社,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夏征农鼓励他可为两岸的文化交流多出力,促进祖国统一。

  范止安又说,他在香港的出版社赚了些钱,过去对不起家乡父老,现在想为家乡做点事。夏征农说:“现在政府有一个希望工程,你可为家乡的希望工程作些贡献。”范听后很高兴,表示他愿用赚来的钱捐助100个希望小学。夏征农听后对他表示赞赏。临走时,范止安说,这些年他一直从事范(范仲淹)学的研究,并把他写的两大本范学研究著作送给夏征农。夏征农说,范仲淹是北宋时期的爱国文人,在国家危亡之时,毅然以文人之身,统领军队拼死抵抗外侮。他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至今仍为全中国人民所传颂,鼓励着中国人民的奋斗精神。你作为范仲淹的后代,希望也能发扬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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