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桂芬，江苏扬州人，1918年出生于沪西纱厂工人家庭，第二代上海苏北人。其父汤志忠20世纪20年代在日商内外棉四厂做打包工时，受厂内同乡中共党员影响，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汤桂芬9岁时因家贫辍学，先后在内外棉五厂、十四厂、统益纱厂、永安三厂、大康纱厂、同兴军服厂做工。
她1940年在沪西统益纱厂布机间当验布工时，进入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读书，其级任老师和任课老师皆是中共党员，在思想上、学习和生活上给予她很多关怀和帮助，她的思想认识水平和各项能力得到很大提升。同年10月，统益纱厂地下党支部吸收汤桂芬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7月，汤桂芬任厂支部书记。
1944年初，汤桂芬按照党组织指示考入位于江宁路上的同兴军服厂，担任地下党支部书记，领导工人多次罢工，迫使资方同意工人提出的加工资、保证开水供应等要求。
汤桂芬在党的长期栽培下和实践斗争锻炼中，逐步由一个贫穷女工成长为卓越的工人运动领袖。
领导沪西棉纺织业复工斗争
沪西区棉纺织工厂林立，是苏北人最集中的工作区和居住区，是战后上海工人复工斗争的中心。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初，国民党党政军大员纷纷飞抵上海，竞相接收日伪资产。许多接收大员把接收的工厂仓库视为私产，白天门前贴封条，夜晚从后门把物资机器偷运变卖，有的甚至放火消灭偷盗痕迹。
这些被接收的工厂和民营企业的开工率极低，棉纺织业和机器钢铁业工人的失业率高。据1945年9月26日《时代日报》披露：“上海工业百分之九十都陷入停顿之中，因此造成了上海50万的失业工人。”上海工人处于“接收关工厂，胜利饿肚皮”的境况。
国民党接收大员只顾谋一己私利，却无视恢复生产，工人的生存受到威胁。迫不得已，工人只得将家中稍稍值钱的东西送到当铺或借债，有的不得不上街做摊贩来维持全家生计。在这种情形下，为了避免全家饿死、冻死，上海失业工人要求复工的斗争日渐高涨。率先行动起来开展复工斗争的是沪西失业工人。
沪西失业工人的复工斗争是从占领信义铁工厂开展的。1945年8月23日清晨，沪西各厂工人在中共地下党员组织下占领铁工厂。国民党警察把21名工人代表和活跃分子抓走。工人领袖把工人带到浜北平民村，掀起声势浩大的复工运动，平民村成为沪西工人活动中心。
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汤桂芬、汪景桃（汪毅）、张培兴、顾亮等党员在平民村组织失业工人登记。当时，来平民村登记的失业工人先后有5万多人，其中以纺织业工人最多。他们分片分组组织工人，成立“沪西失业工人联合会”（简称联合会），以汤桂芬为主要领导人，开展“合法”斗争。每厂设4名联络员，2名常驻平民村，2名在厂里负责组织工人，形成环环相扣的群众组织网络。
联合会成立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复工斗争，派出工人代表与国民党市政府、总工会、宪兵队、警察局等各方交涉，经过斗争，一星期后，普陀警察局不得不释放全部被捕工人。
随着失业登记工人不断增加，联合会的指挥人员及时做了组织工作：按各厂所在地段分编小组，10人一组并选出组长，3个小组编成一个大组，大组之上为总组，推派4名代表，负责对内对外的日常工作。联合会还选派工人代表为复工之事到处奔走，争取社会舆论支持。
1945年9月17日，国民党上海市总工会工会整理委员会通知联合会派200人于19日到外滩，欢迎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及率领的四艘军舰访问上海。针对政府当局一直对工人的复工要求置之不理，联合会决定将计就计，利用这次机会组织一次要求复工的示威。
9月19日下午，联合会在平民村组织一支2000多人的队伍前往目的地。当美国人到达欢迎现场时，队伍突然打出“我们要复工，我们要吃饭”的横幅，并高呼口号，令国民党上海市总工会头目周学湘、范才骙、章祝三等人狼狈不堪。次日，国民党上海市总工会以谈判复工为名，阴谋逮捕、迫害15名谈判代表。7名女代表中有5名是基督教女工夜校学生，她们顶住国民党特务的恐吓和折磨，坚决不吐露汤桂芬的名字。
为了营救工人代表，继续争取复工，沪西失业工人于1945年9月20日、23日连续组织有上万人参加的请愿、游行，得到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汤桂芬再派张菊宝、朱汇寅两代表找周学湘和章祝三交涉，被捕代表终被释放。失业工人的复工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正视工厂的开工和工人的复工，遂于1945年10月起逐步恢复工厂生产。
汤桂芬除了负责平民村复工斗争外，还指导统益纱厂的复工谈判。统益纱厂11月复工，汤桂芬第三次进入该厂工作。12月，她重建统益纱厂党支部，任党支部书记。中共上海市工人运动委员会鉴于汤桂芬在复工斗争中的出色表现，任命她兼任统益、申九、永安三厂等9个民营纱厂地下党联合支部书记。汤桂芬通过复工斗争的历练，从工厂党支部书记发展为领导沪西工人复工斗争的指挥者，她的社会影响力逐步扩大。
领导棉纺织业争取改善生活待遇斗争
复工斗争结束后，统益纱厂的国民党工会分子为了控制该厂工人运动，借故解雇2名女工积极分子和1名三区（沪西）棉纺工会整理委员会委员（复工斗争中的骨干）。汤桂芬利用年关将近、物价飞涨之机，带领工人开展反对开除工人代表、争取照发年奖的斗争。
1946年1月14日，汤桂芬率所在车间首先罢工，各车间也很快随之关车。全厂全面罢工开始后，在汤桂芬有条不紊的指挥下，全厂随即选出200多个小组召集人，成立了巡逻队、宣传队，设立两道防线，数千人列队整齐、秩序井然。
这场斗争与全市工人争取年奖的斗争相互呼应、配合。24日，汤桂芬等工人代表再次与资方谈判，未果；她组织工人又罢工24小时。随着中纺各厂和民营棉纺厂先后解决年奖问题，统益纱厂也得以分发年奖，被开除的工人代表得以复工。
在汤桂芬领导下的统益纱厂争取年奖斗争，是上海市地下党工委领导的全市工人争取年奖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汤桂芬的领导才干在这次罢工斗争中得到充分体现。
领导全市棉纺织业工人争取“18条”的斗争
所谓“18条”，是1946年2月上海棉纺织业工人通过斗争，与资方签订的获得生活待遇改善的协议，共18个条款。在这场波及全市棉纺织业的斗争中，汤桂芬成为沪西、沪东纺织工人领袖，利用合法身份，代表全市棉纺织业工人与资方进行斗智斗勇、艰苦卓绝的谈判，最终获得胜利。
上海棉纺织业分为国营和民营。国营指国民党在抗战后接管的原日商的几十家大型棉纺织、毛纺织、印染厂，1946年1月17日成立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简称“中纺公司”）。民营纺织业由民族资本家经营，其中大户为申新系统、永安系统、统益、达丰、寅丰等。
复工斗争取得胜利后，上海各工厂逐步开工。纺织业的开工数位居复工厂家之首。但棉纺织业工人工资并没有增加，大多数棉纺厂的生活福利设施十分简陋，与日伪统治时一样。另一方面，从1945年10月起，物价开始上升。物价指数1945年9月份为444倍，至1946年后4月份，飙升至2694倍。已经复工的在业工人已感入不敷出，无法维持生活，更遑论失业和半失业工人。
改善待遇斗争在全市范围爆发了。斗争的契机由年奖引发，先由民营纱厂开始。按以往惯例，民营纱厂年关总要发一些年奖，但1946年1月年关将近，资方同业公会迟迟不发，已影响到工人的生活。如汤桂芬所在的统益纱厂里一个女工家里几顿断粮，受刺激自杀。统益、新生、崇信、鸿章、新裕等十多个民营纱厂先后发生工潮，崇信纱厂工人同厂方警察发生冲突，互有致伤。汤桂芬迅速召集沪西棉纺织委员会负责人以及各厂工会负责人开会，统一了工人的要求，鼓舞大家开展斗争。
与此同时，沪西的年奖要求也波及沪东各棉纺织厂和中纺各厂。沪东区棉纺织业工会负责人佘敬成，其时担任大康纱厂地下党支部书记。他召集中纺公司和民营厂工会代表举行会议，决定向中纺公司和民营同业公会交涉，提出给工人发放年奖、实行8小时工作制、增加底薪等要求。中共上海地下工委加强领导，指示沪西、沪东加强联系。
1946年1月24日，劳资双方谈判开始，资方为中纺公司代表，劳方代表为沪西的汤桂芬、沪东的佘敬成等10余人，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上海市总工会等单位也派代表出席。资方认为工人要求太高，谈判失败。全市纺织工人异常激愤，在工会领导下全体罢工。翌日资方考虑到损失甚重而被迫让步，最后达成每人发阴丹士林布一丈五尺，年奖照A、B、C三级分发，另加特别奖1万元。劳方当天全体复工。
年奖问题解决了，而涉及到职工长远利益的条件却没有达成协议。中共上海工委把工人提出的要求整理归纳为21条，如依照物价指数追加工资、调整底薪、女工产假56天、工作时间改为10小时等，通过沪西、沪东两区的棉纺业工会，公推汤桂芬、佘敬成等30余人，向民营企业的棉纺同业公会和中纺公司提出要求，但遭拒绝。工人代表并不气馁，在其后的多次谈判中，汤桂芬起着主心骨作用，采取机动灵活的方法，迫使资方接受工人的合理要求。
2月15日，社会局主持第二次谈判，未果。翌日，沪西的申新二厂，统益纱厂，鸿章纱厂，新裕一、二厂，信和纱厂，永安三厂和沪东中纺公司所属厂近万名工人首先罢工，社会局匆忙召集劳资双方谈判，但资方缺席。19日、20日、21日，沪西、沪东31家纱厂工人代表到社会局与资方代表谈判，未有结果。汤桂芬、佘敬成立即到上海市总工会沪西办事处主任章祝三家里开会，利用合法手段争取章的支持。汤桂芬、佘敬成等代表提出，如果明天谈判再无结果，全市纺织业工人将举行总罢工2小时。
2月22日上午，资方非常不情愿地到社会局谈判，工人代表表示，谈判仍无结果，只好罢工。民营厂资方代表表示答应工人的要求，但中纺公司代表仍顽固地不答应。谈判代表当即向沪西、沪东区联络员递个颜色，二人马上通知两个区的棉纺业工会，按计划中午12时全部关车，下午2点准时开车。中午12时，沪西、沪东两个区工会一声令下，全市47家纺织厂、13万工人同时关车，宣布总罢工2小时，2小时后又准点一起开车。
资方不得不与工会代表达成了17条协议，其中包括：每日工资底薪不低于0.85元，按生活费指数计薪，星期天工资照发，每日工作10小时，女工产假2个星期工资照发，厂方承认工会合法地位等。28日签约时，中纺公司突然要求增加“劳方保证今后非经合法程序不得再有罢工怠工之行为”的条文。由于多数厂的工人代表对17条协议基本满意，不再坚持反对，遂成为18条协议。
这场棉纺织业工人为提高工作和生活待遇的斗争，是上海纺织工人有史以来获得的最大一次生活改善。此后，各业工人纷纷效仿，签订了一系列维护工人利益的劳动条款。汤桂芬在纺织业乃至整个上海工人中崭露头角，“汤姐姐”的名声开始在各行各业传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