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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岭第五教导队生活点滴

大江南北 2022-07-18 09:30:00

  1938年12月,19岁的我在皖南参加新四军,被分配到第五教导队学习并任班长兼《学习报》通讯员。

  新四军军部在安徽泾县云岭。北偏东是大礼堂、俱乐部、政治部和第八教导队(女队);向东转弯到中村,这里有支部、教育部、医务室,人员往来频繁;朝东南向前是第七教导队,再往前行东段终点有座祠堂,磨光石和扁形方砖砌成的院墙,两只青石狮子守卫大门左右,这里就是我们第五教导队驻所。

  进入第五教导队大门,能看到第三进正厅的墙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刚劲有力大字。第一进是学员们的宿舍,用门板和课桌椅搭成的床铺靠墙两边一字排开,中间有三张饭桌;第二进是有天窗的天井;第三进原是祠堂大厅,现是学员们的课堂。大厅右边墙上是学员自办的墙报,左边贴着学习公约。上课时30多位学员排成三四排呈半圆形,将稻草垫子往大方砖上一放便是凳子,膝盖拱成“人”字形便是桌子。

  教员陶白老师就住在小楼上,每天只要上课哨子一响,他就从小楼上下来走上讲台,讲 “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给我们上课的教师,我记得还有新四军教育部部长薛暮桥,他给我们讲“抗战形势”。我们除了学习文化理论知识外,每天还进行军事操练。

  练立正稍息,练摸爬滚打,练爬山坡、跳沟壑、冲开阔地,练进攻、后撤、隐蔽、冲锋,练射击、投掷手榴弹等军事技术,虽然汗流浃背,筋疲力尽,但非常带劲。晚上,夜自修开始,学员们坐在自己床铺上,交流学习心得,或者练习拆装枪支,学员中只有两支枪,大家轮流学习使用,每个人都要学会拆装枪支。

  我们的老指导员是一位江西老表,他喜欢叼着根长长的细竹烟管,后来又来了一位年轻的上海知识分子任我们指导员,姓张。他每天忙东忙西闲不住,看见哪个学员空些,就凑上去与他谈谈说说笑笑,随时了解学员的思想情况,发现问题就解决,把我们这支队伍搞得生气勃勃,充满活力。我们的老管家李队长是个苏北来的知识分子,像母亲带孩子般对待我们,急的时候有些结巴,心地很善良。一次,吹号小鬼误了吹号时间,被罚关禁闭,小鬼哭哭闹闹,李队长耐心地跟他谈,结果小鬼服气了,主动关在亭子里认罚。从此,小鬼的号声准时无误,吹得特别嘹亮。

  每天天一亮,号角吹响,大家一骨碌起床,将垫底的军毯摊平,被子对角折叠得四四方方,穿好衣服,打好绑带,掼好子弹带,到门口场地集合。我总要将班上每个学员床铺都检查整理一下,所以出去时总是慢一拍。常州小鬼总叫:“乌龟班长快来。”

  高个胖胖的宁波人是正排长,较瘦的江西老表是副排长。副排长看着表,集中完毕,声音宏亮喊“立正”,向一旁的李队长报告人数。解散后大家纷纷洗脸,准备吃早饭,早在屋中等候的同学丁星、吴承德叫大家起立,领大家唱革命歌曲,歌声震荡,振奋着每个革命青年。

  这时桌上的盆菜正散发出热气。虽然每天每顿都是一样的“山芋粉丝炒青菜”,但待到歌声刚停,大家立即围坐桌边,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只听得一片“唰唰”喝粥声。早饭后,紧张的一天就开始了。每天除正常的上下课外,每隔四五天要整队到外面拉练,来回几十里路。

  印象深刻的还有两次活动,一次是到军部大礼堂听“平型关大捷”报告,听得每个人都热血沸腾;第二次活动是整队到章家渡滩头迎接周恩来部长和叶挺军长到军部,他们二人坐船从渡口走下跳板踏上滩头时,队伍响起热烈的掌声。

  我们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是很差的,尤其是卫生条件,特别是洗不了澡。有次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到军部访问,大家请她在纸条上签名留念,我也急忙找张白纸请她写“You are a young man”(你是个年轻小伙子)这句话,她将条子递给我时,在我胸口衣服上捉到一只白虱,她笑着用中文说:“哈哈,革命的白虱!”

  教导队的学习是紧张的,生活是艰苦的,但对每个学员来讲,在这里既锤炼了意志,又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虽然我快100岁了,但在皖南云岭第五教导队生活学习的点点滴滴,仍深深地刻在脑海中无法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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