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根是1944年8月25日大鱼山岛战斗中突围出来的幸存者。1991年宁波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成立后，我们通过叶清达老同志找到了李金根。李金根住在上海浦东，不识字，常年在家务农，很质朴,当地政府只知道他是一个复员军人。他说：“我能活到今天，娶妻生女，已很满足了。我常常想起那些牺牲在大鱼山的战友，都是二十上下的青年后生啊！”他很感恩大鱼山老百姓，他说：“现在我别的都不想，就想有机会到大鱼山去一次，谢谢救过我的渔民兄弟！”
2005年，上海浦东新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林家春（林达烈士侄子）接上李金根老人，还有一个烈士子弟倪德龙，由舟山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潘忠相专门租了一条船，带大家上了位于舟山群岛中西部的大鱼山岛。李金根站在60多年前战斗过的山岗上，注视着面前矗立着的“大鱼山战斗纪念碑”。碑的底座刻着烈士名字，他用手抚摸着碑上刻的一个个名字，他摸到一个，林家春读一个。“严洪珠”，李金根眼睛顿时充满了泪水：“那是指导员啊，白面书生，戴着眼镜，他负伤了，在地上爬，把牺牲的战士子弹和手榴弹解下来，送到还在战斗的同志手上。他还唱起了歌，鼓舞我们，不当俘虏，不能把完好的武器留给敌人。当敌人冲上来时，他举枪自尽了。” 李金根那粗糙的手又摸到了另一个名字，林家春说“施铁山”，李金根说：“那是机枪手，人很高大，机枪也打得准，还有个他的顺口溜：山里山，弯里弯，来了一个英雄施铁山……”
倪德龙坐在纪念碑前，拿出烈属证说：“我父亲不叫杨梅林，叫杨海林。”随行中有人问：“你怎么会姓倪？”他流着泪说：“我爹跟着张大鹏大队长来了浙东海防大队，家里只剩下我娘还有哥哥、姐姐和我，我是最小的一个，三岁多一点。我娘带了我们三个不到十岁的孩子讨饭，走到一个村是周家，就把哥哥送给人家，杨姓改成了周姓，叫周炳初。讨饭到了倪家，我妈说：孩子你就做倪家的儿子吧，跟着我要饿死的，就把我送给倪家。解放后我去领烈属证，民政部门说你父亲叫杨海林，你姓倪，这不对啊！后来还是南汇老干部和张大鹏同志给证明的。”
在大鱼山岛战斗中牺牲的，还有一个浦东书院镇余姚村人邬银生。邬银生妹妹邬凤仙说：1944年阴历4月11日哥哥离家，在六灶港上船，我哥哥临走时对我妈说：赶走了日本鬼子，我会回来看你们的。”可哥哥这一去再也没回来。我爸妈到临终还一再嘱咐我：“你一定要找到你哥哥的下落。等了几十年，我总要给父母一个回话吧！”2012年邬凤仙的女儿在网上查到位于岱山的小岛——大鱼山岛的图片和位置，找到与邬银生同一部队的中队长程克明烈士的弟弟程志根，又找到了钱一泓烈士的弟弟钱一鹏，几个烈士的亲属看到图片信息，真是悲喜交加。邬凤仙全家三代人赶到岱山准备登岛，但由于找不到渡船，只能站在岱山海边向着西北海洋致祭。2012年2月，邬家人在网上看到大鱼山战斗有一个幸存的老战士叫李金根住在浦东，他们带着酒和茶叶驾车赶到老人住处拜访，遗憾的是老人已于三天前去世了。几年后他们联系上了林家春。2017年6月，林家春与浦东新区民政部门联系，申请了一条船，从小洋山方向出发，带着邬凤仙等人登上了大鱼山。邬凤山说：“等了73年，今天终于可以了此心愿了。”
这里再介绍几位壮士。
1944年春季，海防大队在浦东扩军，张大鹏大队长带去三北一批人，姚炳坤是其中之一。他先跟张大鹏到浙东，后来在浒山一次战斗中被日军抓住。他人小机灵，关押期间竟然设法搞到日军的一支短枪，并偷跑出来找到海防大队。在大鱼山血战中，最后时刻姚炳坤抱住日寇跳海牺牲。
1944年8月25日早上，钱一泓在大鱼山山头站岗，第一个发现日伪军的兵舰开向了大鱼山。他立即通知部队，在山头打退了敌人五次进攻，弹尽粮绝，没有喝一口水，没有吃一口饭。钱一泓拉响了最后两颗手榴弹，与蜂拥而上的日军同归于尽……
朱三宝也是海防大队的战士，有人说他在大鱼山岛战斗中牺牲了，但也有的说朱三宝没有牺牲，还活着。直到林家春找到送朱三宝到海防大队的黄芳的亲属了解情况，才搞清真相。黄芳的儿子黄龙官说：“朱三宝给我父亲当勤务兵时，我爸叫他胡魁生，朱三宝又叫胡魁生。”这一下子，事情终于弄清楚了。石碑上刻的胡魁生烈士名字，原来就是朱三宝啊！
1988年，大鱼山建革命烈士纪念碑时，碑的底座上只刻有37位烈士的名字，有漏刻的也有错刻的。姚炳坤、俞连初等6位烈士的名字近些年才补刻上去，钱一泓烈士、杨海林烈士错刻的名字也已纠正，也搞清了胡魁生就是朱三宝，现在纪念碑上总计有43位烈士的英名。43位烈士中浦东籍的29人，慈溪籍2人，副大队长陈铁康是浙江平阳人，指导员严洪珠是浙江上虞人，其他10余人还未查清原籍。
为补全和纠正纪念碑上烈士的英名，林家春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全部是自费的。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让烈士英名、烈士精神留下来，永远不被遗忘。”
时间的流逝，风雨的吹打，或许会让石碑上的名字渐渐模糊，但纪念碑上每个冰冷的名字后面都曾有一颗火热的心，每个名字后面都有鲜活的故事。这些年轻的生命永恒地定格在成为英雄的那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