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在日本军部和内阁多年策划侵占中国东北之后，关东军制造了“柳条湖事件”，随后向东北军发起进攻，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时隔6年之后，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又踏过卢沟桥，走上了全面侵华之路。本文意在说明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日本军国主义是一步步地实现它全面侵华的罪恶阴谋的。
加快侵略步伐
1927年6月27日，日本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讨论中国局势，以进一步制定侵华政策。会后，首相田中义一根据会议内容起草了一份奏折呈送天皇，叫嚣“……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同年8月15日至21日，日本又在中国的旅顺秘密召开了第二次“东方会议”，谋划侵略中国东北的具体步骤，随后进行了一系列战争挑衅活动，推行对华的“积极外交”。日军扩充军备，频繁演习，为侵华战争积极准备，同时制造舆论，拟定计划，寻找藉口，挑起事端。日本终于在1931年9月18日悍然发动侵略。由于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东北军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军轻易就占领东北全境。
军事占领只是一种手段，建立殖民统治才是目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前即提出对该地区实行殖民统治的种种设想。在同年4月制定的日军参谋部形势报告中曾提出三种形式：一是扶植卖国集团，成立亲日政权；二是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即扶植傀儡政权；三是吞并中国东北、划入日本版图。从9月19日至22日的几天内，关东军反复讨论这一问题，最后确定了“满洲问题解决方案”，主张建立一个由日本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及蒙古，“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中国政权’，成为满蒙各民族的乐土”。10月21日，满铁调查科松木侠与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炮制了《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1932年1月6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根据板垣的汇报，共同制定了所谓《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决心要使满蒙完全脱离中国本土。
一个星期以后，板垣带着日本天皇的敕语和《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由东京返回沈阳。此后，关东军依据日本内阁的旨意，加速建立傀儡政权的步伐。关东军派满清遗老罗振玉和日人上角利一到天津，向溥仪转达了板垣的意见，并递交了汉奸熙洽的“劝驾信”。信中请溥仪“勿失时机，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板垣等人更是积极活动，曾先后派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川岛芳子的养父）等到天津，劝诱溥仪。10月下旬，关东军向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发出训令：“不管怎样，希望利用良机，将溥仪极为秘密地转移到最安全的地区。”日军大佐土肥原于11月10日从天津劫持溥仪到东北。
1932年3月1日，日本侵略者假借伪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一个所谓的“建国宣言”，伪满洲国在长春宣布成立。9日，溥仪就任傀儡“执政”（两年后当上了傀儡皇帝）。同年9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当日上午，新任关东军司令官、驻伪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兼关东厅长官武藤信义到伪执政府与溥仪会面，并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通过上述条约，日本操纵与控制了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一切大权，将其完全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日军占领东三省后，为了转移国际视听和国人对东北问题的关注，又于1932年1月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是当时首都南京的门户。在上海建立桥头堡，既可直接威胁南京，迫使中国政府承认东北的既成事实，又可为将来进攻内地作准备。事变之前，板垣为了在上海点燃侵略战火，打电报给日本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少佐，叫他“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田中隆吉遂指使手下杀死日本莲宗和尚，然后嫁祸于中国人。1月27日，日本领事向中方提出最后通牒。尽管上海市长吴铁城秉承当局旨意，完全接受了日方条件，但日本侵略者醉翁之意不在酒，遂于次日夜间突然发动攻击，酿成新的事变。
实施全面侵华
继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的下一步就是要占领华北。1932年7月间，日军悍然宣称热河是伪满的一部分，并施展其惯用伎俩，藉口有日本军官在热河境内失踪，发动了对热河的进攻。1933年1月3日，日军占领了东北通往华北的咽喉山海关。2月间，他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退出热河并再次发动攻击，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带头临阵脱逃。3月4日，日军先头部队仅180余人，未放一枪，便进入省会承德。日军占领热河后，继续扩大侵略范围，又攻占长城上的军事要隘喜峰口一线，把铁蹄踏进滦东，强占了冀东的密云、遵化等22个县的大片国土，同时还侵占察哈尔省的北部地区，把战火烧到北平和天津城下。
5月下旬，日军兵临北平、天津城下。蒋介石命令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和日本进行谈判。当时，日本侵略者的方针是利用军事上的有利形势，通过谈判加强对华北的控制。31日，由国民政府代表熊斌和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签订了《塘沽协定》。它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省的合法性，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中国不能在那里驻军，这就等于把这片国土拱手送给日本，使华北门户洞开，日军则可以随时进占冀察而直取平津。
日本发动华北事变的第一个步骤，是利用军事讹诈，攫取冀察两省的主权。同年6月，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日本大使馆武官高桥藉口孙永勤的抗日救国军进入冀东非武装区内活动，破坏了《塘沽协定》，向国民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蛮横要求。同时从东北调遣大批日军开进关内，扬言中国如不接受要求，就要采取“自由行动”。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出“觉书”，内容涉及多项无理要求，并限于三天答复。10日，国民政府决定全部接受。何应钦于7月6日复函梅津，表示对前此日本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史称《何梅协定》）。6月27日，土肥原贤二又在察哈尔策划了另一起军事讹诈的鬼把戏，由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和土肥原签订了一个《秦土协定》。通过以上两个协定，日本侵略者攫取了冀察两省的大部分主权。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的第二步是施展政治阴谋，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自治运动”。同年9月24日，日本新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发表声明，主张“华北经济圈独立”。接着，日本政府也公开提出使华北地区特殊化的侵略方针。策动这一阴谋的又是土肥原，他首先计划把直系军阀吴佩孚请出山，建立伪华北政权，但遭到拒绝。接着，又策动一伙汉奸地主武装和流氓于同年10月22日举行暴动，占领北平东南的香河县城，成立“维持会”，叫嚷要实行“自治”，这就是“香河事件”。其后，又唆使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汉奸殷汝耕于11月25日在通县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内蒙，挟持反动封建王公和伪军头目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其后，土肥原又到保定、太原、济南等地，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为了策应土肥原的阴谋活动，关东军在山海关集中了由飞机、坦克和机动部队组成的攻击部队，准备随时进占平津。
1936年1月13日，日本政府制订了《处理华北纲要》，正式把分离华北确定为国策，决定“处理华北由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负责”，并将该司令官升格为与关东军司令官同级。5月，日本陆海军中央部队对《帝国国防方针》进行了第三次修改，于6月3日经裕仁天皇下旨通过；同时还批准了《帝国军队用兵纲要》，它深刻暴露出日本世界战略的侵略性和疯狂性。30日，日本陆军参谋部作出《国防国策大纲》最后方案。它是一个包括军事、外交、财政等各个方面的广泛的国防政策的纲领，其中陆海军在方针方面也达成一致，将“北守南进”改为“南北并进”。8月7日，日本在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上，通过了《国策基准》，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明确制定的向大陆和海洋同时扩张的全面侵略计划，它具体规定了侵吞中国、进犯苏联、待机南进的战略方针。
同年9月，日本陆海军中央部照例制定了第二年度的作战计划，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升级的准备已日渐成形。9月3日，广州北海日商丸一药房的中野顺三被杀，何人所为尚未搞清，日本陆海军中央部却借机向中国发难，日本海军军令部、陆军参谋部和海军省部相继作出了杀气腾腾的《时局处理方针》《对华时局的对策》和《对华处理方针备忘录》，向中国政府兴师问罪。同时，广田内阁决定再次大幅增加中国驻屯军，扩充的日军各部队于6月上旬先后在中国登陆，强行部署于塘沽、滦县、山海关、秦皇岛一线。
日本政府在1936年大量增兵中国，是与它扩大侵华战争的罪恶企图息息相关的。正如日本陆军参谋部在给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指示中所言：增加驻屯军的“目的在于暗地增加驻屯军的威力，配合帝国外交工作的刷新”，驻屯军“战时任务比过去稍显积极”。它成为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升级的预兆。
9月，日本中国驻屯军通过卑鄙的手段侵占丰台后，在附近地区频繁地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他们明火执仗地以中国驻军为目标，指挥部队演练攻击。日军演习的次数由每月或半月1次，增加到每3至5天1次；演习的时间也由白天增加到昼夜；演习用弹，则由空包弹射击改为实弹射击。与此同时，在华北各地的日军，均进行军事演习。10月26日至11月4日，日军在北平西南郊举行秋季大演习，这是以夺取北平外围卢沟桥、宛平城等要地，最后攻占北平为目标的一次预演。
日本1937年度侵华计划的主要内容有，“当以中国为敌时，依下列要领进行作战。根据华北、华中以及华南地区形势，以击溃必要方面的敌人，并占领各要地为目的”。
1936年下半年，日本未能实现这一侵华计划，是因为想选择更为有利的时机。为了贯彻1937年度的侵华计划，日本陆军参谋部又发出《昭和十二年度帝国陆军作战计划要领》，从中可以看出，其作战方针、原则与入侵战略方向，一级作战兵力的编成和部署，军事与外交如何配合等，包括增加军费、扩充军队、掠夺和储备战时物资、加紧工业的军事化和武器装备生产。此外，日本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方面的战略动态，摸清中国军队的防御部署和作战准备，掌握必要的兵要地志情况，便于实施全面攻击，从1937年3月起，由陆海军中央部派出高级将校参谋要员，以所谓“视察”“旅行”等名义，多次到华北、华中等地进行秘密侦察，或召集现地将校回东京，汇报中国军政形势。在短短的3个多月中，日本竟频繁地派出6批将校幕僚，到华北、华中和东北地区，进行战略性的侦察，仅仅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的实质。
至1937年上半年，日本完成了全面侵华的一切准备。是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制造藉口，发动卢沟桥事变，并很快把战火从卢沟桥扩大到平津地区，从华北扩大到华中，发展成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