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12日至14日，新四军陈、粟部队经过英勇奋战，消灭了韩德勤的顽保9旅张少华部，胜利攻克苏中要塞姜堰，为新四军和黄桥民众打开了粮道，粉碎了韩顽企图禁粮殍饿黄桥军民的罪恶阴谋。但是，经过流血牺牲打下的姜堰城，新四军却仅仅驻扎了16天就主动让出，交给了鲁苏皖边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接防。在抗战处在寸土必争的重要阶段，新四军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笔者想从当时的战略考量试析原因。
新四军攻打姜堰的历史背景
姜堰地处里下河水网与通南高沙土之间，它东临大海，南接长江，北通淮水，西屏泰州，水陆交通十分便利。通扬公路和通扬运河贯穿全境，向北有水路直通兴化、东台，向东沿运盐河可达海安、如皋，向南经靖泰越江而到苏南。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新四军东进攻占黄桥后，急需北上与南下的八路军会合，以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合力打击日寇。然而，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对新四军东进北上抗日感到莫大的威胁。在他命令顽保4旅何克谦阻止新四军东进失败后，又派出代表与新四军接洽，提出韩部驻姜堰、曲塘、海安一线不再南下，新四军驻黄桥、蒋垛、营溪、花园桥不再北进的划区抗战协约。陈、粟新四军为了团结抗日，共同御敌，同意了韩方建议。但韩德勤这种划区抗战的协约实为缓兵之计，其真正的目的是不让新四军东进北上，妄图将新四军压缩在黄桥窄小地区而聚歼。
姜堰是粮油棉盐集散地，是通南地区军需民食的重要来源，尤其是粮食市场兴旺发达，堪称苏北粮仓。姜堰被韩德勤的顽保9旅张少华部控制后，禁粮南运，企图断绝黄桥以南地区军民的粮油生活物品供给，以困死新四军和黄桥根据地民众。由于粮油缺乏，物价暴涨，民众绅商苦不堪言，切昐新四军为他们解难济困。同时陈毅也代表新四军两次修书给韩德勤，要求张少华开禁粮道。但韩德勤置若罔闻，不理不睬。为了打开粮道，解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新四军不得不痛下决心攻取姜堰，以解决黄桥抗日根据地的军需民食。
姜堰国军勾心斗角，是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契机。上世纪40年代的苏中地区，国民党驻有三支部队，其中有鲁苏皖边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李长江的队伍，有隶属国民党财政部宋子文的税警总团陈泰运的杂牌军，还有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中央军及地方保安旅队伍。由于韩德勤背靠蒋介石常常变尽法子刁难和兼吞其它两支队伍。特别是税警总团陈泰运，因为税源争执，曾被韩德勤典罪扣押在兴化，逃脱后又被韩德勤以抗战为由赶出富得淌油的姜堰城，驻扎在区区小镇曲塘，偏安一隅，心里十分忌恨韩德勤。但囿于韩身任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和国民党江苏省主席之职，手握军政大权，所以“二李一陈”对韩的欺压行径敢怒不敢言，希望新四军为他们出头。为了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陈、粟首长利用国民党军内部的矛盾，积极开展统战，用军事行动为他们出气。因此，攻打姜堰为团结友军发挥了特殊作用。
新四军让出姜堰的简约理由
一是政治上可以争取主动。新四军在攻下姜堰打开粮道后，为了保持政治上的主动与优势，立即致书韩德勤和通如靖泰等地的绅士耆宿，再次表明新四军团结抗日的初衷，并派朱克靖四处奔走，联络各界绅民代表，共同呼吁重开谈判，合力抗战。然而，反共顽固派韩德勤对新四军的诚意置若罔闻，反而提出新四军必须撤出姜堰才可谈判的无理要求，想以此来要挟新四军，寻找进攻陈、粟部队的借口。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主动声明撤出姜堰，这让韩德勤始料不及，也让社会各界更加信服新四军。可是韩德勤不但要求新四军撤出姜堰，还要新四军退回江南，韩德勤出尔反尔的行径，让社会各界大失所望，所以大骂韩德勤贼子无信，进而更加同情新四军，使新四军在政治上争得了主动。
二是生存上已经打开粮道。攻克姜堰后，犹如打开了闸门，里下河地区的粮棉，东台、大丰、盐城地区的油盐源源不断地南运，商贾们利用通扬公路和通扬运河水陆双进，把大量的成粮、轧籽的棉花、生榨的菜油、白花花的海盐送到了通南高沙土地区。特别是黄桥地区的商贩，利用舟船木舨、小车骡辕，川流不息地贩运物资，确保了民生军需。为了运输畅通，新四军和地方政府还分别在营溪、古溪、加力、黄桥、孤山等地设立转运站，实行一道税制，让生产生活物资满足供应。
三是军事上能够集结兵力。1940年9月27日，在新四军陈、粟首长于姜堰曲江楼召开苏北团结抗敌军民代表会议的同时，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韩德勤也在他的东台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制订了攻打黄桥新四军的罪恶计划。韩德勤阴谋分左、中、右三路大军压迫新四军于黄桥狭小地区聚而歼之。他命令李明扬、李长江的鲁苏皖边游击总指挥部和陈泰运的税警总团共1.2万人为右路军，从泰州、曲塘一线向南进攻黄桥西北地区，又命令第1、第5、第6、第10共5个保安旅为左路军，攻击黄桥东南地区。中路军以李守维的89军所辖33师、117师和独立6旅为主力，分别从分界、加力、古溪和高桥攻击黄桥东面与北面。韩德勤气势汹汹大兵压境，新四军要打好自卫反击战，必须集中兵力形成拳头击敌才行。为此，陈、粟首长让出姜堰回撤黄桥，目的也是为了集结部队，诱敌深入，以打退顽固派的进攻。
四是统战上达到一箭三雕之效。1942年陈毅在总结黄桥战役胜利时讲到，新四军打下姜堰后，韩德勤不会妥协，是要下决心打新四军予以报复的。当时李明扬、陈运泰是中间势力，如果他们帮了韩，新四军就会失败。而且韩德勤也可以下命令要挟李、陈出兵夹击，到时姜堰势必被李、陈、韩三方兵力所包围，加之姜堰地区河网又多，对新四军十分不利。因此，新四军就把姜堰让给李明扬和陈泰运，结果李、陈态度对我更好，并暗示：韩要打新四军时，他们朝天放枪，新四军不必还枪。
新四军攻让姜堰的战略考量
新四军攻让姜堰除上述历史背景和简约原因外，其实还有更为深层的战略考量，因为任何局部战争都是与战争全局密不可分的。
打通苏北，建立华中华北战略走廊应是战略考量之一。1937年10月12日新四军建立后，中央就一直把发展方向放在华中，特别是苏北地区。因为华中，尤其是苏北地区既是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和汪伪政权的所在地，又是中国最大金融集散地上海的毗邻地。苏北又毗邻山东、安徽，紧接河南、河北，如果进入苏北地区，就能打通华中、华北的战略通道，让八路军、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与华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战略上的契合优势。为此，1939年2月23日至3月14日，周恩来到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时，就与叶挺、项英等人为新四军制订了“向南巩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的战略发展方针，希望新四军能渡江北上，进入苏北，发展华中，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因此，如何抓住时机继续北上，实现中央关于打通华中、华北两大战略区的联系，建立新四军与八路军的作战通道，扼掌苏北是关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夺取姜堰、海安、东台等地是开局之举。因为姜堰北接兴化，南连长江，东到海安，是东进北上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咽喉之地。
粉碎韩顽“先南后北”进剿计划是战略考量之二。1940年3月，韩德勤在纠集8个团的顽军进攻新四军皖东北5支队驻地半塔集失败后，感到苏皖地区的新四军兵力强，加之八路军第五纵队也移师南下，顽军更加难以对付。只有苏中地区的陈、粟新四军力量较弱，而且刚刚到达黄桥，立足未稳，比较容易对付。为此韩德勤制订了“先南后北”的作战计划，企图先消灭黄桥地区陈、粟新四军，然后再挥师北上，消灭苏皖边区的新四军和南下的八路军部队。为此， 9月6日，韩德勤命顽军进攻新四军营溪驻军，受到挫败后，他随即改变策略，调顽保9旅张少华部抢占姜堰，构筑碉堡，封锁粮道，企图用在江西对付红军的“堡垒推进”办法对付新四军，同时挟李明扬、李长江和陈泰运所部从西、北、东三个方向围困新四军于黄桥地区聚歼。面对韩顽的进攻阴谋和日伪军的“扫荡”，中共中央和华中局认为对付顽固派还必须坚持斗争求团结的原则，才能阻止他们的反共行径。为了粉碎韩顽的“先南后北”的反共阴谋，陈、粟新四军大张旗鼓地揭露韩德勤利用姜堰设卡禁粮禁盐，妄图困死黄桥军民的罪行，以申张新四军攻打姜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陈、粟新四军下决心攻打姜堰，不仅是为了解决粮道畅通，更重要的是粉碎反共顽固派“先南后北”进剿计划，彻底打破蒋介石限共、溶共、反共阴谋的战略考量。
制衡反共顽固派进攻黄桥抗日根据地是其考量之三。1940年9月中旬新四军打下姜堰后，韩德勤大肆渲染新四军不打日寇打友军，蒋介石也对中共中央驻重庆办事处发出警告令，责斥新四军热衷于内部摩擦，决定以破坏抗日军事管制法处之。韩德勤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后，决定借机要挟新四军不但要撤出姜堰，而且要撤出黄桥退到江南去，并以此为借口对新四军发动进攻。面对韩德勤的反共态势，中央考虑到陈、粟部队的安危，希望苏皖边区新四军5支队和八路军第5纵队能积极南下配合陈、粟部队作战，打退韩德勤的进攻，以彻底解决苏北问题。然而，正当八路军准备南下时，苏北连降暴雨，河水暴涨，南下路途被堵。在这种情况下，希望八路军第5纵队和新四军第5支队直接参战已无可能，新四军陈、粟部队对韩德勤的进攻只能独立作战。为了阻止韩德勤对陈、粟部队挑起的进攻，中共中央遂强硬地提出了“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黄是指黄克诚）的方针。陈、粟部队决定以撤出姜堰的实际行动换取苏北的和平。因此，部队撤出姜堰除了政治上争取主动外，还落实了中央的战略筹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