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7月7日，随着卢沟桥畔激烈的枪炮声，拉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大幕。在这之前，正是由于日本蓄意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大好河山，继而又制造华北事变，将侵略魔爪伸向中国内地，遂使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但在此时，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仍固守着“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于是激起西安事变。幸有中国共产党秉承民族大义而从中斡旋，以及有关各方最终能够看清民族危亡的大势，因而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成。之后，中国共产党转变工作重点，积极而又紧张地准备着必不可免，且随时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日战争。
审时度势，开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新阶段
在西安事变中被扣留的蒋介石承诺停止内战，共同对敌。1937年2月，国民党在五届三中全会上终于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即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并实际地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于是，中国共产党遂将之前的中心任务——争取和平，停止内战，推动国民党走向抗日道路，而适时地转变到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中心任务和工作方针上来。
193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顺利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和工作方针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于当年5月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出自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和平已经取得，争取和平的阶段已经过去，新的任务是巩固和平，并指出这是同争取民主相关联的，即用争取民主去巩固和平，以此推动国民党政策的彻底转变。他说：“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和平固然不行，没有国内民主也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在这里，毛泽东深刻阐述了和平、民主与抗战之间的辩证关系，即：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这如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因此民主是抗日的保证，而抗日则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
那么如何争取民主呢？中国共产党号召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否则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
要坚定而有成效地实现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三位一体的任务，有一个关键的条件，就是领导权问题。毛泽东在党的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后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而依现时的情况说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同时，毛泽东还指出了实现政治领导应具备的条件。
以上看出，中国共产党准确地把握住时局发展的新特点，及时地制定出新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工作方针，要求全党适时转变过去在两个政权敌对路线下的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而这种改变，主要是从武装的转到和平的，非法的转到合法的，同时还应在实践中积极地加以推动和落实。事实证明，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站在了时代发展的前列。
培训干部，为全面抗战的到来准备党政军优秀人才
为了准备全民族抗战的到来，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有大批的干部，这些干部必须掌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掌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及将此政策落实到实践中去的能力。为此，中国共产党以培训干部为着重点，积极地为全面抗战准备党政军方面的优秀人才。
就在1937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所作的会议结论中，特别阐述了干部问题对于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对于党的发展与领导中国革命至胜利的重要性。他说：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应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
正是看到党的干部对于党的事业的重要性，看到党的干部对于抗战的重要性，中共中央在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新阶段里，加紧从各方面、各层次、各领域积极地进行着培养干部以及优秀人才的工作。
在培训干部和培养人才的诸多机构与学校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创办设于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抗大前身是“中国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初改为此名，它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的大学。毛泽东亲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并为抗大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
抗大学员主要是红军的连、营、团、师、军级干部，还有立志献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爱国青年学生。所学科目，既有政治理论，又有军事技能，均为抗日救亡所设。到抗战全面爆发时，抗大共培养军事、政治干部3800余人，这包括1936年6月至12月抗日红军大学所培训的干部在内。另外，还举办了供给学校、卫生学校、摩托学校等，也培训了一批专业人才。
调整政策，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回答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关于中共如何实行统一战线原则和办法的提问时，就明确地表达了中共的态度。他说：第一，在地主资本家方面，他们是有钱有势的，首先应当尊重民族利益，对于工农的生活及待遇极力加以改善。因为地主资本家如果照旧对工农施行各种惨无人道的压迫与剥削，只顾他们一部分一阶级的利益，工农就不能生存，更不能抗日，国家就要灭亡，地主资本家也要变成亡国奴。第二，在工农贫苦群众方面，他们是无钱无势的，但他们是国家的基础，是最大的阶级。当此亡国灭种关头，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同样是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并且他们将是抗日救国的主要力量，抗日救国没有他们是完全不行的。但工农同样应该顾全大局与民族利益，因此，凡与抗日救国不适合的要求，我们同样不主张提出。毛泽东的如此回答，反映了中共在救亡图存的大局面前，并不谋一阶级一政党的私利，而是以大局为重，相忍为国，在此之下调适原本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间的关系，谋求在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方面的相互让步，以此真正地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准备全民族抗战的到来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1937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结论中，就特别强调了争取群众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实现全面抗战的重要性，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密切关系，即：“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有待于我们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资产阶级抗日派的和我们建立同盟，也还待我们的进一步工作。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够迅速地完成。我们的努力将确定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实现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
争取群众的路线、方针明确了，那就要在政策上进行调整、在行动上具体落实。实际上，自红军到达陕北，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会议上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起，党及边区政府就为适应新形势和新方针，开始调整和改变政策。及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停止内战，中共的政策调整幅度进一步加大。如中共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就明确保证在国民党实现中共所提五项要求的条件下，中共愿停止在全国范围内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政策。
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还适应形势，于1937年五六月间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比较系统地揭露和批评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并确定了党在白区工作的方针，指出过去所采用的积蓄力量，准备暴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方针，应根据形势的变化转变为争取联合国民党的方针。而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强大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使千百万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并实现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领导权，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
强化训练，积极进行抗敌作战准备与根据地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确定了党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之下，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主要任务：
一是要使红军适合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日战争的情况，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
围绕红军的改编，国共双方在谈判中反复商讨和激烈争斗。关键在于国民党拒绝共产党对改编后的红军有指挥权，并极力压缩红军改编后的人员编制。尽管谈判一时难以达成协议，但红军并未消极地等待谈判结果，而是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积极地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提升指战员们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能，以争取成为抗日军队的模范。同时红军各部还进行了扩军和组织调整工作，到全面抗战爆发前，陕甘宁边区的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的总数已发展到7.4万余人，拥有各种枪4万余枝（挺）。期间，中央军委还对红军的编制、序列、组织机构进行了初步的整编和调整，酝酿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方案。所以之后当七七事变爆发，前线形势紧急的情况下，国民党蒋介石不得不同意中共关于红军改编的要求。这样，红军在已有准备的情况下，于数日内迅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即东渡黄河，奔赴抗日最前线。
二是加紧进行根据地建设，使其成为全面抗战的坚强基地。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主要是陕甘宁边区。中共在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曾承诺将陕甘宁边区政府改为全国行政区内的一个特区政府，但在国共双方的谈判中，也始终未能达成一致协议。谈判在艰难进行，根据地的建设仍积极而扎实地进行着。
在根据地建设中，其重要工作就是实行符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建立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奸和捣乱分子，以造成抗日的和民主的模范区；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
在此期间，根据地内大力清剿土匪，以巩固抗日后方。当时中央军委将整个陕甘宁边区划分为5个区域，分区清剿残存在根据地的土匪，经过多次剿匪作战，特别是1937年五六月间有计划的清剿行动，共消灭、打散、驱逐土匪武装2100多人，从而减轻了苏区内的匪患，巩固了根据地，消除了红军出师抗日的后顾之忧。
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来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陕甘宁根据地的各方面建设进一步取得很大进展。到全面抗战爆发前，边区总面积约12.96万平方公里，人口200万，设置有36个县和一个特别区。根据地还加强了政权建设，取消了原国民党政权颁布的各种苛捐杂税，采取了鼓励工农业生产的许多措施，增办了许多群众文化福利设施，使得边区经济和文化事业逐步复苏，红军和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一定的改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总之，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七七事变爆发及全民族抗战开始前的这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适时转变工作方针，确定新时期中的新任务，通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与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以及培训军政干部和培养人才，并着力进行根据地建设和军队建设，这些均从不同方面，为全民族抗战的到来，从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做好了充分准备。这样当全面抗战爆发后，改编后的八路军能够迅速挺进敌后，在广大地区创建根据地，依靠人民群众英勇抗敌，并与随后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成立的新四军及抗日民主根据地共同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而陕甘宁边区亦成为全国团结抗战力量所向往的圣地，成为指引中国团结抗战和民主进步的明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