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农历年三十的晚上（除夕），吃过晚饭，母亲烧好了过年吃的年菜，正在炒长生果，父亲在灶旁帮母亲烧火。我用红纸写了一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对联，贴在门上。然后我坐在桌前制作“花果树”——将红枣、花生、桂圆、核桃、荔枝干等各种果子挂在摘来的冬青、柏树的树枝上，以求来年五谷丰登，百业兴旺，生活像果子那样甜美。
正当我们一家人沉浸在准备过年的欢乐之中时，突然街上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随即到处响起了“嘭嘭嘭”的敲门声和“开门，快开门”的吆喝声，寂静的古镇上顿时像开了锅似的乱作一团。原来是一支国民党军队来到了镇上，后来知道，这是国民党52军的一个团。
突然有5个士兵闯进了我家，他们见我们桌上放着烧好的菜，有红烧肉、红烧黄鱼、蛋饺、豆腐扎等，一个个馋得口水快要流出来了。其中一个高个子兵命令似的对我父母说：“老乡，我们长途跋涉来到这里，辛苦劳累，饿得筋疲力尽了，赶快给我们弄点吃的来。”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乡下人，对当兵的一向畏之如虎，听了他的话，哪敢说个“不”字？母亲就从坛子里舀了几碗米，淘洗后给他们烧饭。他们围着桌子坐下，见了我做“花果树”的果子，不问青红皂白拿了就吃。那年我只是个14岁的孩子，心中非常害怕，敢怒而不敢言。等他们把果子吃光，饭也熟了。他们一个个立刻拿起碗争先恐后地抢着盛饭吃。他们看到桌上的年菜，竟毫不客气地像饿狼一样拼命地夹着吃，边吃还边大言不惭地对我父母说：“老乡，我们是奉命来保卫大上海的，也是来保护你们老百姓的。我们出生入死跟共军打仗，脑袋拴在裤腰带上，那真是九死一生。你们慰劳慰劳我们也是应该的，你们说是不是？”我父母一向胆小怕事，见他们在猛吃我们的过年菜，虽然非常心痛，但哪敢有一句怨言？只得站在旁边看他们吃，忍气吞声，一言不发。他们一个个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一般，不一会，就把我们的过年菜吃得一干二净。
他们吃饱后，还赖着不走。还是那个高个子问我父母：“你们是种田的还是做生意的？”我母亲说：“做小生意，还种点田。”“做的什么生意？”“做糕点生意。”那高个子一听，立刻说：“做糕点？能不能弄点来尝尝？”母亲说：“现在要过年了，糕点早已卖完了，要到过了年再做……”那高个子兵向四周一看，见店堂的橱柜里空荡荡的，大失所望。其实为了防潮，大量的糕饼点心都在灶背后的一排大坛子里装着呢。
正当我们一家人提心吊胆不知如何对付这几个瘟神时，他们的班长寻来了，训斥他们：“你们怎么跑在这里？上级有令：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必须以班为单位住在一起，不可分得太散。我们已经找到住处了，快跟我走，等会儿要点名的。”我们一听，心里好比得到了大赦一般。可他们临走时，一个个争着拼命地将我母亲炒好的放在大竹畚箕里的长生果往自己的口袋里、背包里塞。这几个瘟神走后，我一看，一畚箕长生果已所剩无几。我气愤地说：“过年的东西都被他们吃光了，这个年还怎么过啊？”母亲安慰我说：“好了，吃掉点东西是小事，没有伤害我们，总算是阿弥陀佛了。”父亲也苦笑着说：“这伙‘刮民党’兵就像土匪强盗，看来气数已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