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纪念红军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时候，不能忘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余部组成的红军挺进师，坚持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严峻形势下，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在长征前3个月，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红7军团改编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先行远征，向闽浙赣皖进军，执行牵制任务，策应红军主力战略转移。1934年7月，由寻淮洲、乐少华、粟裕、刘英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转战闽浙赣皖四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0月下旬进入赣东北，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编为红10军团，对外仍称抗日先遣队。1935年1月，先遣队在赣东北怀玉山地区遭国民党重兵围攻，方志敏、刘畴西被捕后英勇就义，指战员大部牺牲，仅粟裕、刘英率领的先头部队得以突围。根据中央指示，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建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
红军挺进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挺进师从1935年3月挺进浙江到1938年3月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的3年中，先后在浙江西南部、南部及东南部地区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抗击了敌人两次大规模的“清剿”，创建了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为浙江革命斗争谱写了异常威武雄壮的篇章，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它是红军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浙南游击根据地是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点，为以后坚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解放浙南、浙西南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行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创造性地发展了游击战的战略战术
根据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遭受惨痛失败的教训，粟裕、刘英等深刻认识到：只有及时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挺进师才能生存和发展，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粟裕运用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时期总结的“十六字诀”，创造了一整套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他归纳为“六条原则”、“五个要领”。“六条原则”是：（一）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二）不在消灭敌人，而在消磨敌人；（三）支配敌人，掌握主动；（四）积极进攻，绝少防御；（五）飘忽不定，出没无常；（六）越是敌人后方，越是容易成功。“五个要领”是：（一）反敌人之道而行，并竭尽欺诈之能事，敌进我退，敌集我散，敌大我避，敌小我欺，避实就虚，声东击西；（二）不要企图太大，只要常有小胜；（三）站在敌人侧冀、后方和圈子外围，不为敌人所合击；（四）一切作战行动必须迅速、勇猛、坚决，迟疑犹豫等于等死；（五）注意使用突然的白刃突击，只要枪弹一响，刺刀就要扎到敌人的皮片上去。
粟裕于1938年1月，在平阳山门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系统总结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抗日战争新形势，编写了《游击战术讲授提纲》。他认为：“抗战以来的事实证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有正规军进行正规战争是很不够的，必须同时在敌人的后方开展游击战争，才能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最后把侵略者赶出去。”它充实了我党我军有关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军事理论，并较早地提出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显示了这位青年红军将领的卓越军事才能，构建了粟裕军事思想中游击战争理论的基本框架。
采取武装斗争和建设根据地相结合的方针，创建浙西南、浙南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曾指出：“处在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在交通和技术进步的今日而企图用流寇主义获得胜利，更是毫无根据的幻想”。红军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后，遵循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采取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相结合的方针，在浙闽边往返作战，先后打了几十仗。1935年5月，中共浙西南特委建立。在挺进师和浙西南特委的领导下，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创建以松阳安岱后、龙泉住溪、遂昌王村口为中心纵横百余公里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刘英、粟裕等领导每到一地，就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通过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发动组织武装群众，各级党组织和红色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使挺进师有了比较扎实的群众基础，有了源源不断的兵源和给养的补充。很快从3个纵队发展到5个纵队近千人，连同地方干部达2000人，地方游击队也发展到千余人。
1935年10月，红军挺进师进入闽浙边和浙南后，与闽东特委书记叶飞领导的闽东红军会师。11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临时省军区成立。闽东特委主动让出有相当工作基础的鼎平地区归临时省委直接领导，并以此为依托向北发展。挺进师和闽东红军互相支持，共同战斗，发展了闽浙边的革命形势。挺进师进入浙南前，原温洲独立支队成员叶廷鹏已经建立中共浙南委员会和浙南红军游击队，并在平阳北港和瑞（安）平（阳）边开辟了一块纵横30余里的秘密工作地区。1936年9月，挺进师与叶廷鹏领导的浙南红军游击队会师，迅速创立了浙南游击根据地。根据地内党、政、军和各种群众组织普遍建立。到年底，红军挺进师发展到1500余人，还建立了有2700多人的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党团基层组织和农会、工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普遍建立，人数达10万之众。挺进师游击战争活动的范围到达过闽浙边界两侧、温州、丽水、金华、衢州以及台州部分地区，共计30多个县。
反击国民党的大规模“清剿”，牵制和消耗其兵力，从一定程度上策应了主力红军战略大转移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创建后，国民党省政府当局惊呼：“四分之三的浙江工农阶级被其诱惑，滋扰达10余县，其进展程度，比江西还要厉害。”1935年8月，蒋介石急忙调集40个团七八万人，向浙西南地区大举进攻，一直延到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才结束。挺进师采取“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决定留下少数部队坚持原地斗争，主力迅速跳出敌人包围圈，挺进浙闽边开展游击战，使基本力量得以保存，很快开辟了浙南游击根据地，虽然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丧失了，但在不长时间里也得到恢复，挺进师力量也得到发展和壮大。
1936年12月，国民党调集43个团兵力，发动第二次“清剿”，妄图一举歼灭红军挺进师和浙南游击根据地。挺进师采取“隐蔽骨干，保存力量与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相结合”的方针，采取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的打法，敌人梳过来，我们钻过去，你要我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为对付敌人大规模的“清剿”，把部队分为突击队和牵制队，相互配合。刘英率领突击队，即武装工作队，主要进行根据地建设；粟裕率领的牵制队，是游击队的主力部队，任务是牵制、吸引、打击敌人，保卫基本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
在两次反“清剿”的斗争中，挺进师以少量兵力抗击了国民党军大部队的进攻，不仅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两次牵制敌人几十个团的“清剿”兵力，策应了主力红军长征，还使邻近游击区赢得了恢复和发展的机会。
适时调政策，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
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后，因与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就通过收集各种进步书刊和国民党报纸，从中了解分析国内外形势变化和党中央的政策。刘英、粟裕了解到党中央发布的《八一宣言》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重要文件后，就及时给指战员进行形势政策教育，并对外发表宣言和公开信，宣传我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针对民族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适时转变和调整党的政策，如把“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把“打土豪，分田地”改为“征收抗日捐”等等。
中共浙南委员会派出干部积极寻找上级党组织。1937年3月，浙江省的党组织收到了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的电文后，即发出快邮代电，呼吁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速派代表和谈，得到了国民党浙江省当局的响应。在谈判中，国民党代表妄图迫我投降，造成谈判破裂。“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浙江省当局要求重开谈判，最后双方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从而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这在当时南方各游击区中是比较早的。
培养造就了一批重要骨干力量，锻炼了一支英勇善战的战斗队伍
根据浙江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协议，分散在浙南、浙西南的红军挺进师部队于1937年10月陆续到平阳北港山门集中，这支部队随即在凤林宣布改编为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粟裕任队长，刘英任政委，下属三个支队和一个教导队。浙江省的党组织在凤林、玉青岩、大屯村举办了三期骨干训练班，并在山门开办了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刘英、粟裕亲自讲课，为地方和部队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
1938年3月上旬，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来到山门，传达了中央关于闽浙红军开赴皖南编入新四军和成立浙江临时省委的决定。曾山强调浙南游击根据地是十年血战的结果，是今后抗战和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战略支点，无论如何不能放弃， 1938年3月18日，粟裕率领浙南红军400多人从平阳山门出发赴皖南编入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省委书记刘英率领龙跃等红军挺进师和地方领导骨干及三个短枪班，仍留在浙江继续坚持斗争，以浙南根据地为战略支点，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引下，浙江全省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发展，使浙江省委工作成为华中各省、区的模范。留下这一批党组织和武装斗争的领导骨干，也为之后建立统一的中共浙江省委奠定了基础。刘英同志牺牲后，中共浙南特委书记龙跃继续领导浙南基本地区工作，团结英雄的浙南人民将红军挺进师在浙南点燃的革命烈火延烧下去，为解放整个浙南全境作出了贡献。
红军挺进师和根据地人民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红军挺进师和浙西南、浙南地区广大党员、地方干部、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不屈不挠，并肩战斗，作出了卓越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牺牲。红军挺进师指战员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牺牲的达千人以上，纵队以上不到30人的领导干部中就有18人牺牲，还有无数地方党的优秀干部、党员和革命群众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粟裕曾说：“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是许多党的优秀干部、战士和革命群众鲜血、意志与生命的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