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胜利90周年。
1926年10月、1927年2月和3月，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军阀统治、配合北伐进军，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起义由于准备不足等原因而失败，第三次起义取得了胜利。
一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谎称共产党人指挥的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共产党要暴动，借以宣布戒严，派兵逮捕共产党人。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又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排斥共产党人的“整理党务案”。从而，由蒋一手控制了国民党的党、政和军权，其军事独裁和军阀作风日益暴露。
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野心早就有所警惕。1926年7月14日，中共发表了《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重申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认为要取得北伐的彻底胜利必须获得民众的支持，必须唤醒民众一起参加革命，来共同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以求得自身解放，这才是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中共要求人民团体组织促成会，自动召集国民会议发表政纲，起来斗争，推翻军阀政权，建立地方人民政府，最后接收政权。
1926年7月，中共四届三中执委扩大会议作出了《上海工作决议案》，强调上海是全国反帝运动的中心，“区委的政治行动，应当以无产阶级的力量为中心，引导一般市民群众于每个地方自治问题上与上海当地政府奋斗，不断地给他们以打击”。会议通过的《军事运动决议案》强调:“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7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一号》，要求各地党组织立刻行动起来，发动群众“由反对苛捐杂税力争民权自由，一直到推翻当地的军阀政权，建立地方的人民政府”。根据中央精神，上海区委积极准备武装起义。
在上海区委特别扩大会议上，区委书记罗亦农传达了中央精神：“本党政策要使改良的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要无产阶级夺取领导地位，夺取小资产阶级群众。”上海区委指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革命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争领导地位的问题。”
关键时刻，共产国际远东局于9月11日发出指示：“我们党应该对这场运动从旁边加以支持，不抛头露面，也不谋求领导权。”并建议中共中央：反对孙传芳的工作“应由亲日资产阶级人士来领导孙的反对派，我们党和国民党应从侧面支持这一行动，既不突出自己，也不觊觎领导权”，“上海暴动如果成功，政权应属于资产阶级，工人不必有代表参加”。
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上海区委的态度迅速转变。9月14日，区委开会讨论全国及上海政治状况与党的工作方针、策略，将革命领导权拱手让出，认为最好由国民党来做，无产阶级要避免领袖地位。
因为各方面准备不足，时机没有选好等原因，第一次起义失败了。
中共对起义进行了总结，罗亦农承认：“我们无疑过高估计了资产阶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机会主义者，把整个主动权让给了资产阶级……正因为如此遭到了失败。”
为了加强起义的领导力量，中央特地从广东调来军事专家周恩来。上海区委积极准备第二次起义，明确提出了工人阶级领导权问题。
二
1927年2月22日晚上，黄浦江上率先起义的海军“建威”号和“建康”号开炮攻击高昌庙兵工厂，第二次武装起义开始。但是，法租界当局迫使起义海军停止开炮，孙传芳又调来援兵，工人纠察队损失惨重。
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停止第二次起义，并决定成立领导和组织第三次起义的最高决策机构和指挥机关——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8人组成。特别委员会连续召开会议，及时分析讨论军事和政治形势，制定相应的对策。
24日晚上，特别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组建5000人的工人纠察队和500人的能用手枪的工人自卫团。
为了领导好这次武装起义，周恩来认真总结了两次武装起义失败的经验和教训。3月3日，他在军委会上作了《关于上海的武装起义》的报告，明确指出了这两次起义的两条主要教训：“问题全在于没有准备，在于党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针对这两条教训，周恩来在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军事准备工作时，始终紧紧抓住两点：一、起义前，做好切实周密的准备工作；二、正确选择起义时机，在条件成熟时坚决果断地发动起义。
在特别委员会下设立了特别军委，周恩来担任特别军委负责人和武装起义总指挥。为了提高工人纠察队的战斗技术，周恩来在全市设立多处秘密训练点，派出黄埔军校毕业的同志来为各部委和大厂工人纠察队负责人上课，指导武器使用和巷战战术的训练，培养军事骨干。经过25天的训练，有1800名工人纠察队员学会了使用武器。当时分管工人纠察队军训工作的侯镜如回忆道：“我秘密地到各训练地点训练各区纠察队的干部们，给他们讲授枪械构造和使用方法、《暴动须知》和巷战技术，并进行战术运动、射击刺杀等军事训练。”周恩来还主持制定了《武装暴动训练大纲》，详细地规定了各项细节。赵世炎说：“上海工人阶级第三次的暴动，尽量的使用了革命的技术，勇敢真诚的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训，练习出两日一夜巷战的经验。”周恩来在辣斐德路辣斐坊的一幢房子里，建立了军委的秘密机关。他经常深入基层观察地形，进行调查研究，检查各项准备工作。周恩来还将原先分散的枪支集中起来，并从外商和军警手中购买了一些枪支，工人纠察队总共拥有约250支枪。
周恩来确定部分觉悟高的工人去参加资产阶级的武装组织——保卫团，有的工人不理解：难道去保卫资本家？周恩来耐心地解释：保卫团有枪，又有制服。我们打进去，是为了把枪掌握在我们手里。在他的指导下，一批工人进了保卫团，对掌握保卫团的动态，争取保卫团员站到革命阵营中来，以及掌握武器和接受军事训练都起了作用。在起义时，参加保卫团的工人是攻打北火车站的一支强有力的武装力量。
根据周恩来的提议，特别委员会把整个上海（除租界外）划分成7个区，分别安排得力者担任负责人，各区分别制订了详细的作战计划。特别军委对各个地区的工人纠察队实行统一编制和组织，整个上海的工人纠察队成为一支有统一领导、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新型革命武装。在特别委员会的领导下，第三次起义做好了全面的准备。
在3月5日的特别委员会会议上，陈独秀对起义的正式发动时间作出最后决定：“㈠松江下。㈡苏州下。㈢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前两条是指北伐军占领松江或苏州，后一条是指孙传芳的北洋军退兵。
20日晚，北伐军东路军进入龙华，起义时机成熟。
21日晨，上海区委作出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决定。上海总工会也发出了总同盟罢工令。下午1时，起义正式开始。
三
南市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参加起义的工人纠察队按照原定计划，以中午12时小南门救火钟楼钟声为号，实现总罢工，然后兵分三路，分头进攻。下午3时，在江南造船厂和高昌庙兵工厂会师。到下午5时许，工人纠察队控制了南市的通讯和交通枢纽，首战告捷。
虹口三面与租界接壤，一面是华界市郊。在这里只有警察署，没有驻军。工人纠察队集中优势兵力，迅速攻占了虹口中心警察署，虹口是最早结束战斗的地区。
下午1时，沪西工人从总同盟罢工转为起义。沪西部委书记佘立亚亲率一支队伍从曹家渡发起了进攻。在完成沪西的既定目标后，佘立亚率队伍支援闸北的战斗。
下午1时，沪东的韬朋路底和马玉山路底两处分别集中2万多群众举行大会，沪东部委书记张永和作动员。大会结束，起义队伍排着整齐的队伍进发。工人纠察队势如破竹，很快攻占了各警察署。两支队伍在实现了预定的目标后胜利会师，向闸北前进。
中午12时，浦东祥生船厂拉响了汽笛，浦东各工厂工人都向祥生船厂门前集中。工人纠察队分成3支队伍，各界群众汇合成近万人的队伍。战斗4小时，胜利结束。
中共吴淞部委领导2000多名工人举行了起义，随后，一批工人纠察队员赶到宝山县城，攻打宝山县警察署，取得全胜。
闸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起义的主战场，奉鲁联军的兵力集中在此，重要据点有20多处，起义的成败取决于在这里的决战。中午12点，汽笛长鸣，罢工开始。一小时之后，工人纠察队向各敌据点发动猛攻，至下午4点，敌人只剩下三个据点——北火车站、商务印书馆和天通庵火车站。周恩来和起义副总指挥赵世炎对原先的部署作了调整，认为北火车站守敌人多工事坚固，易守难攻，对其暂取守势；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守敌虽少，但有机关枪和大量炸弹，对其采取包围；天通庵火车站因铁路已断，敌军惊慌失措，可集中兵力强攻。强攻取胜后，进攻目标马上指向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周恩来亲临现场考察地形，命令围而不打，严防敌人突围和增援，断其生路以乱其军心。22日下午4时，工人纠察队终于攻克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所在地东方图书馆，并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需品。敌人只剩下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上海总工会派人前往驻龙华的北伐军东路军指挥部进行慰问，请白崇禧出兵助战。但是白崇禧却婉辞推托，按兵不动。周恩来听取汇报后表示：决不依靠北伐军拿下北站。下午5时发起总攻击，6点多战斗结束。前后30小时的激战，打败了军阀部队，于22日占领上海。起义中工人牺牲200余人，伤千余人。
起义取得成功的当天，4000余代表在南市九亩地新舞台召开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上海市政府委员19人，组成了上海市民政府，其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占了10人。政府在组织领导和组织成份上都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23日上海市民政府在南市蓬莱路上海县署开始办公。长期被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的上海回到了人民的手中。然而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篡夺了上海工人以生命和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坚强的战斗性，严密的组织力量和英勇的献身精神，再次将中国工人运动推向高潮，同时震动了中国和全世界，成为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