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0年6月，经中央军委审定的《新四军战史》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战史第四章有段叙述：“新四军重建军部后，考虑到根据地没有统一的政权机构，特地设立了财政经济部，兼管部队和地方的经济工作。”有位江苏海安的读者，从书上的署名得知这部战史由我主持撰写，给我写信，对是否有过新四军财政经济部提出质疑。我立即给他复信，介绍了战史这段叙述的主要依据。我的答复显然未能使他信服。后来，他又在网络上一再发表文章，说根据他的研究，只有苏中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部，没有新四军财政经济部，并且要我公开作答。
新四军财政经济部从成立到撤销只有半年时间，留下的史料较少，知道的人不多。我想，应该借此机会，梳理史料，作番宣传。于是，我在《铁军》杂志2010年第8期上发表了《新四军财政经济部考》一文。
不久，《铁军》杂志编辑部转给我一封陶涛同志的信，对我的文章表示肯定。这封写于8月28日的北京来信，讲了她在新四军财政经济部工作的经历，热心地指出我的文章中有两个人名错了，又说，还有一些曾在财政经济部工作过的老同志健在，她已写信请他们为我提供情况，补充史料。
此后，好几位老同志应陶涛之请，或写信，或打电话，或约面谈，向我讲了自己在新四军财政经济部工作的经历。其中，曾任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行长的陈立同志，9月8日给我写了长信，9月21日和28日又打电话补充，详细回忆了他所在的苏中临时行政委员会财经处，从东台乘船到盐城，扩编为新四军财政经济部的经过，进一步厘清了这两个机构的关系。
陶涛对研究和宣传新四军的历史十分重视。她接着又将骆耕漠的《往事回顾》有关章节复印寄来。在这部回忆录里，骆耕漠记述了1941年5月他从上海到盐城，被任命为新四军财政经济部第二副部长的经历。10月7日，陶涛又寄来了《管文蔚文集》中纪念新四军财政经济部部长朱毅的文章。
二
我和陶涛同志从此相识。后来与她多次通信和交谈，对她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时，陶涛已因病长期住在医院，而且年老失聪，但我们仍可通电话。办法是她讲时我听，我讲时由她的姪孙女萧陈芳边听边写下来给她看，然后她再答话。我们用这个办法多次交谈，谈得也挺顺畅。
陶涛原籍广东潮阳，1917年8月19日生于上海，1936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化学系。第二年淞沪战役爆发，她走上街头，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194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大同大学地下党支部宣传委员。这年她大学毕业，12月奔赴苏中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
1941年2月新四军重建军部，陶涛调任财政经济部生产建设科科员。陈立在给我的信中说：“苏中临时行政委员会财经处扩建为新四军财政经济部，建制不同了，任务加重了，人员从三十多人增加到八九十人。新来的同志大多文化比我们高，其中陶涛、林汉、闵之、胡雨都是从上海来的大学生。”
陶涛在大学里学的是化学。到了新四军，她服从工作需要，一直在财政部门工作。1941年4月成立江淮银行，她任总行营业科科长。11月，任新四军第1师财政部秘书。1943年起，任苏中行政公署财经处科长，1945年5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财经委员会科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她随军北撤，任山东省人民政府财政厅会计科科长。她努力学习新的业务，为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工作尽心尽责，多有贡献。她感到自豪的是，她在大学里学到的化学知识，也曾在财政工作中发挥作用。那是1944年8月至12月，她因陋就简地组织电解铜试验，为江淮银行自制了印钞的凹印铜版。
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工作，并不都是在办公室里完成的，和别的战斗岗位一样，也要经历艰难困苦，也要面临生死考验。陶涛写信告诉我：“抗日根据地的财政收入，主要是征公粮和征税”，“征税有工商税和出入境税。凡是进入根据地或是运出根据地的货物，都要交出入境税。这种出入境税，大多在根据地的边缘地区征收。敌人常会化装成过境客商，诱骗我税收人员。因而我税收人员都带有武器，随时准备与敌人进行战斗，同样要以不怕牺牲的精神，通过武装斗争来保护征收。”
陶涛记忆很深的，是在苏中参加反“扫荡”斗争的经历。1942年初的一天晚上，新四军第1师机关和直属队在师长粟裕率领下又一次转移。这次行军，要通过日军的一道封锁线，即从掘港到如皋的一条公路，路南平行的一条河流。日军把公路和河流两边的树木砍光，房屋推倒，每隔几里路修筑了碉堡。通过公路、河流的行人和车船，都在日军的严密监视下。这天晚上，前卫部队已经通过封锁线，师部机关的队伍刚到公路边，河里响起了汽艇的声音，公路上出现了卡车的灯光，眼看就要和日军遭遇了。在这紧要关头，粟裕一声命令：“伏下！”陶涛他们就地卧倒，寂静无声，看着日军的两艘汽艇在河里由东向西开去，一辆又一辆日军卡车在公路上缓缓驶行。陶涛他们离公路不足百米，但与日军卡车的灯光照射正好形成直角，因而一片漆黑。大家沉着地等待汽艇和卡车过去，立即一跃而起，快速通过封锁线。
陶涛说，在半个多月时间里，天天夜行军。有一天拂晓，到达一个村庄，人困马乏，他们躺下就睡着了。不久，有人连声叫醒他们，说是敌人来袭击了。等陶涛急忙出门，警卫分队已经和敌人交火。三十六年后的1978年，有一天，时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的冯伯华对陶涛说：“要不是我，您差一点就当了日军的俘虏了。”原来，冯伯华那时是新四军第1师参谋处侦察科科长，是他派人来叫醒陶涛他们的。
由于连续行军，陶涛的膝盖和脚踝都肿疼得厉害，实在没法走了，只得化装成老百姓，就地“打埋伏”。一位五十多岁的农妇冒着危险，掩护陶涛住在家里。两个多月后，师里派人来接她。那时她还行走不便，趁着黑夜，坐在一个木盆里让人推着渡河，又乘独轮车让人推着赶路，越过封锁线回到部队。这次经历使陶涛终生难忘，牢记着胜利靠的是人民的支援，人民的呵护。
三
陶涛原名萧如琴。她从上海奔赴敌后战场时，舍弃了很有女性特点的原名，借此宣告：她不再是文雅纤弱的女大学生，而是新四军这支英雄部队的一名战士。从此以后，她的生活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出生入死的战争，还是艰难复杂的社会主义建设，她都信仰坚定，意志顽强，工作勤奋，像大海的波涛那样汹涌澎湃，勇往直前。陶涛是战士，又是女战士。姓名可以舍弃，性格很难改变。即使在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她依旧保留着一贯的温柔、善良、细致，总是和战友们和睦相处，又像是清新委婉的琴弦。陶涛的人生，犹如一曲琴音与涛声的美妙合奏。
有一个故事值得一说。晚年在南京生活的吴志坚大姐告诉我，她在新四军财政经济部任政治指导员时，参与操办了刘少奇和王前、朱毅和陶涛的婚礼。那是1941年4月的事，几十年过去了，她对陶涛在婚礼上的表现仍然印象很深。后来，吴志坚又将这段往事写进了1996年出版的回忆录《翠竹常青》。吴志坚写道：大家先要求刘少奇介绍恋爱经过，刘少奇说，当然是他主动的，还说男同志都要主动啊。接着大家又要求朱毅介绍恋爱经过。“朱部长幽默地说：尊重女同志，请陶涛同志讲吧！陶涛同志是从上海来的姑娘，她活泼开朗，大方地对大家说：朱毅同志要帮我介绍对象，我说我哪一个都不要，我就要你。朱毅同志说：你在开玩笑吧？我说不是开玩笑，是真的。朱毅同志立即站起来紧紧握住我的手说：那好，就一言为定！这时，婚礼上欢声笑语进入高潮。”
我在《新四军财政经济部考》一文中提到，这场婚礼也是历史上有过新四军财政经济部的旁证。如果朱毅只是苏中的部长，就不可能和刘少奇、王前一起举办婚礼。陶涛在8月28日的信中认为我的看法有道理，还介绍说，是刘少奇提议一起举办婚礼，又是刘少奇用稿费支付了婚礼的费用。在9月18日的信中，陶涛补充说：“《翠竹常青》中所写我在婚礼上说的话，是有的。但是吴志坚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事情的真相是朱毅先向我表示爱我，到了婚礼前，他要求我在婚礼上说是我先主动的。我虽然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还是照他的要求说了。婚后朱毅才向我说明原因。事隔多年，我想不必再提这件事了。如果你想知道详情，可以问南京的臧文同志。”
臧文大姐告诉我，当年在新四军军部，陶涛人品好，文化高，长相出众，是很受男同志注目的。有两位同志先后托朱毅做媒。后来他们得知朱毅和陶涛要结婚了，很不高兴。陶涛在婚礼上宣布是她主动追求朱毅，就给朱毅解了围，缓和了同志间的矛盾。这当然是一件小事。但我想，一个众人爱慕的姑娘，却要当众宣称是她主动追求男方，并不因此感到委屈，这是何等的善解人意啊！
晚年的陶涛，依旧是满腔热情地关心同志。有一次，她在电话里问我健康情况。我随口回答刚确诊患前列腺癌。不料她从此放在心上，每次来信，都要问及病情，叮嘱我务需认真治疗，又劝慰不必为此焦虑。殷切关怀，使人如沐春风。
四
1947年3月，陶涛终于回归本行，在大连协助朱毅创办军事工业，为解放战争特别是淮海战役中的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炮弹。1954年，陶涛到苏联的鲁别滋诺染料厂学习，任实习副厂长，次年12月回国，任吉林染料厂副厂长。从1956年起，陶涛在化学工业部历任有机化学工业局副局长，生产司副司长，技术司副司长，副部长，技术委员会主任，直到1994年77岁时离休，此后，仍任中国化学工业学会理事长。她从1958年起，参与领导和组织化工新材料的科研、试制、设计、建设和生产，以满足制造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的需要。1985年，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科技委员会联合授予陶涛“国防军工协作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她还是第三届和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2012年的一天，我在电话里对陶涛说：“大姐虽然住在医院里，但是思维敏捷，言语清晰，声音洪亮，必定长寿。待您百岁华诞时，我要写一篇祝寿的文章。”陶涛爽朗地笑了，说：“那好，我就等着读你的文章。”遗憾的是，2013年4月5日，陶涛终因久病辞世，享年96岁。今年是陶涛的百年诞辰。我践行诺言，写下我对她的粗浅了解，缅怀这位杰出的新四军女战士，新中国化学工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