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我是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五岁时死了母亲,十岁时又死了父亲,大姐出嫁后,我跟着二姐和哥哥生活。当时社会混乱，吃大烟、白粉的人很多。那些烟鬼子没有钱，就到处抢人家的东西，再换成大烟、白粉。有一年，我家田里的麦子成熟了，一夜之间，全被那些烟鬼子偷割走了，就连室内的粮食、烧饭的铁锅等，也不能幸免，被那些烟鬼子在晚间撬开大门偷走……从我记事时起，就对旧社会恨之入骨了！
1940年7月，新四军东进以后，家乡来了共产党的部队。新四军纪律严明，爱护百姓，得到了百姓的爱戴与拥护，黄桥决战旗开得胜，战果辉煌，新四军军威震天撼地，马上在苏北有了立足之地——县政府、区政府相继成立。百姓欢欣鼓舞，我和那些受苦人家的孩子更是喜出望外，在1942年的一天晚上，我瞒着家人，和许多穷人家的孩子一样,偷偷报名加入了新四军，那年我才虚龄17岁。
到游击队以后,我们在口岸地区周边活动。当时盘踞在口岸、刁铺、大泗、徐桥据点的伪军，凭借土围子和壕沟作屏障。龙窝、口岸还有日本鬼子居住在大殿寺、岳王庙，他们为非作歹，经常下乡欺压百姓，搜刮民脂民膏，镇压革命群众和搜捕我地下党、游击队，真是罪恶滔天。
我们游击队的主要任务是，割断敌人的电话线，挖公路，破坏桥梁，或潜至敌人的据点（碉堡）旁，甩上一两颗手榴弹或放上一两枪，搞得敌人惶惶不可终日……有时，我们白天也会潜伏在公路两侧的老百姓家中或是庄稼地里，专缴带枪敌人的枪支，用来武装自己。
一天晚上，我们口岸乡队的几个游击队员，潜伏在王官营（现在的高港区口岸街道城东社区的王营组）老百姓家中。第二天下午三点多，有三个敌人挎着枪,从刁铺方向沿着泰高公路向口岸这边走来。由于缴枪心切,大家都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一个个恨不得马上就蹦跳着走出庄稼地,冲上去。可大家都明白，游击队是有纪律的，没有队长的号令，是绝对不能行动的。于是，大家只好耐心地等着。一分钟，二分钟，三分钟……时间过得也太慢了，当这三个敌人一进入我们的伏击圈时，队长一声令下，我们几个像脱缰的野马，穿出庄稼地，跃上公路，连声大吼：“不许动，我们是游击队，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当时，走在后边的两个匪兵（其中一个像官长，另一个像士兵），听到吼声想逃，但当看到我们人多势众，马上老实地举起了双手，乖乖地投降了。
走在前头探路的家伙，看来是个勤务兵，身上背着一支三堂盒子，手上还拿着一支步马枪，见势不妙，拼命地向前逃。我便跟在他身后，边喊话，边穷追不舍。他逃出去有两三百米远，还是心存侥幸，朝路边的麻葛仙（一种很高的植物）旁丢下了支步马枪，想以此布下“迷魂阵”，利用我停步捡枪的机会逃跑。
我没有上当，仍一个劲儿地边喊话，边穷追不舍。当我再追出去有一百多米远时，他早已脚步错乱，气喘吁吁，乖乖地举手投降了。我猛跨过去，夺下他身上的那支三堂盒子。他失望地垂下了脑袋。
走回到长着麻葛仙的路边，我捡拾起他丢下的那支步马枪，高兴地与后面的战友们会合。 这一伏击战，我们共缴获敌人一支三堂盒子，两支四四式步马枪和一支日本造的手枪。
带回去经过审问，我们知道其中一名叫毛恒玉的是伪中队长，其余两人为勤务兵，毛恒玉家住口岸南边的毛家花园，那天两名勤务兵是保护毛恒玉回家的，不料被我们生擒。当时我们游击队最短缺的是枪支、弹药，因为有了枪支、弹药才能跟敌人去拼，去杀，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因而，游击队决定，不能便宜了他们，决定让毛恒玉派一名勤务兵到毛家花园的毛家，让他的家人到国民党的军械库里找人，偷偷地买两支快慢机送给游击队，方可免杀。很快，毛恒玉的家人买好了两支快慢机，交这名勤务兵送到我们的“根据地”来了。
在当时，我们这一伏击战的战果，真是太辉煌，太了不起了，游击队一下子增加了六支枪和几百发子弹，声名大振，周边的敌人闻风丧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