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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中的红色小楼

大江南北 2022-10-14 09:30:41

  1966年元旦,周恩来在一封信上批注:“在内战时期,熊瑾玎、朱端绶两同志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信里所指的“最机密的机关”,即设在今上海云南中路171~173号(原云南路447号)内的中共“六大”后中央政治局机关。从1928年秋至1931年4月,这里作为中央政治局机关所在地维持了将近三年,与同时期党的其他机关相比,该处是党在上海存在时间最长、层次最高、到过中央领导人最多的一处机关。

  开设布庄,掩护革命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逮捕杀害了大量共产党员,直接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上海从此长期笼罩在白色恐怖的氛围当中。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八七”紧急会议,确立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不久,党中央决定将中央机关迁到上海。1928年4月,周恩来派中央机关会计熊瑾玎在上海物色中央政治局的办公场所。

  熊瑾玎,湖南长沙人,在长沙当小学教师的时候认识了毛泽东、何叔衡,加入新民学会。他极力提倡创办实体经济,为革命积蓄经费。1927年,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熊瑾玎来到了武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湖北省委机关工作。他善于理财又能够广交朋友。1928年春,他来到上海担任中央机关会计,并接受了筹建中央政治局机关的任务。

  熊瑾玎来到上海后,以湖南纱厂老板的身份对外开展“业务”。一天,他路过跑马厅附近,走进天蟾舞台的一侧小巷子里,看见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楼下门前挂着“生黎医院”的招牌,他这天恰好有点着凉,便进去看病。那医师一边搭脉,一边问情况,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医师得知他要租房子,便自我介绍说:“卑下姓周,名生赉,是这幢房的二房东,楼下三间我用来开医院,楼上三间全空着,熊老板若不嫌小巷子里外肮脏,就搬到寒舍来住。”说毕带熊瑾玎上二楼观看,楼上确有三间空房,还有厨房间,前后都有门,出入方便,租用来办公、开会,不会惹人注意。熊瑾玎回去后向组织作了汇报,以私人名义租了下来。

  不久,公共租界四马路(今福州路)云南路口一栋临街小楼的二楼窗外,挂出了“ 福兴”布庄的招牌,经营湖南土布土纱,布庄的老板就是熊瑾玎。这里地处闹市中心,紧邻天蟾舞台,每天傍晚演出期间,霓虹灯闪烁,人声嘈杂,十分热闹。一楼是二房东周生赉开设的“生黎医院”,每天有许多人前来求医问药。二楼三间,用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场所。机关人员进出或政治局委员来开会,可以从一条不为人注目的小弄堂进入后门,直接上二楼,不必经过“生黎医院”。

  革命伉俪,坐守机关

  “福兴”布庄开业的头几天,熊瑾玎以老板身份外出联系业务,经常脱身去执行任务。有一天,周恩来到机关起草文件,熊瑾玎正好外出办事,店里没有人照应。周恩来感觉有些不安,认为布庄光有老板而没有老板娘,容易暴露,必须调一位女同志和熊老板组成一个“家庭”,每天坐守店里。于是组织上派来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朱端绶,与熊瑾玎假扮夫妻,共同掩护机关。

  朱端绶也是湖南长沙人,刚来上海不久就被调到“福兴”布庄。聪明机警的朱端绶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工作。老板熊瑾玎每天外出联系客户,空下来便坐在房中打算盘,老板娘坐守店铺,负责买卖生意。二房东周生赉结婚,他们两人还去参加婚礼,并送了贺礼。但到了晚上,吃罢晚饭完成工作后,两人各自看书学习并分别就寝。

  两人就一起生活了三个月,熊瑾玎逐渐被朱端绶的活泼机敏吸引。一天晚饭后,熊瑾玎将自己写的一首诗抄给朱端绶看,诗云:“少小朱家子,超然思不群。操劳孟慎德,俊丽卓文君。一见情如故,相亲意更殷。同心今缔结,共度百年春。”

  朱端绶看明白熊瑾玎的意思,直截了当地回答说:“熊先生,你把我夸奖得过高了。说心里话,我很感激你,你在生活上关心我,在工作上帮助我,在学习上教导我。但是,我有两个问题:一是你有妻室儿女,二是你比我年长22岁。”熊瑾玎沉思片刻,就把老家的结发妻子要和他登报离婚的信拿给朱端绶看。他说:“我们的婚姻是父母包办,毫无感情。我已回信答应她了。自从加入共产党,就是我新生命的开始。现在,我要和志同道合的新女性建立一个新家庭。”见朱端绶没有作声,熊瑾玎知道她心中的疑窦已经解开,便笑着说:“第二个问题就要看你了,自古多有忘年交,我是很爱你的……”

  此时,周恩来了解了这些情况,有意促成他们婚事。这一年中秋,周恩来、邓小平和熊瑾玎等人在上海四马路的一家川菜馆里筹办了一桌酒席,一起饮酒赏月。席间,周恩来对熊瑾玎说:“瑾玎同志,你是我们革命的‘老板’,现在店里还要有位机灵的‘老板娘’。我看,端绶同志担任这个角色很合适。”一语未了,在座的邓小平、李维汉、李立三等同志都笑着赞同周恩来的提议。朱端绶郑重思考了片刻回答说:“党需要我这样做,我就一定当好‘老板娘’!”于是大家纷纷向他们道贺,从那时起,“熊老板”和“老板娘”的称呼就在党内外叫开了。此后,熊瑾玎和朱端绶结为真正的夫妻,他们恪守党的纪律,共同驻守掩护政治局机关,成为党内的一段革命佳话。

  咫尺小楼,革命战场

  在恶劣的环境下,这栋面积不足100平方米的小楼安然存在了将近三年,是党中央在上海存在时间最长、层次最高、到过中央领导人最多的一处机关。

  1928年六七月间,中共六大在苏联召开。六大以后,党中央领导成员陆续回到上海,云南路447号的这栋小楼成为他们运筹帷幄、领导革命的主要场所。据朱端绶回忆:“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会议都是在我们这个机关开,头一次开会定好下次开会的时间。常委会人少,在一间屋子里开,政治局扩大会人多,有时两间屋子一起开。”另外,各省委、红军负责同志也到这里来谈话、汇报工作。

  当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对出入这处秘密机关的人员做了明确的限制,除了几位交通员和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只有政治局委员和有关省委的领导才能来此。每次政治局开会或者有同志来谈话,就由朱端绶负责放哨、打开水、准备午饭等任务,周恩来专门派特科的陈赓向朱端绶传授秘密斗争经验,告诉她如何放哨打掩护,怎样放置警号。
周恩来几乎每天都要来这儿,来时头戴礼帽,身穿长袍马褂,打扮成地道的商人,还留起了大胡子,一般都是早上7点左右来,晚上八九点钟走。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也常常到这个机关来。

  除了周恩来,经常来这里的还有担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1927年八九月间,邓小平随中共中央迁到上海,当年12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协助瞿秋白、周恩来等常委处理中央工作。每逢政治局开会,都由他作记录,许多日常事务诸如安排会议议程等也是他处理。所以,他来这里的时间比大多数政治局委员还要多。那时邓小平新婚不久,妻子张锡媛也在中央秘书处工作,也常来机关,穿着旗袍、高跟鞋,为人活泼,说话爽快,与“老板娘”投缘,只要她一来,楼里就有说有笑。

  中共江苏省委的李维汉也经常来这里,很久以后他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开会的情景: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南侧弄堂的一座楼梯上去,直接就到了开会的房间。房间里窗前有只小桌子,供开会记录用。1952年,邓小平和李维汉路过上海时,都特意到这里看过。

  曲折奋进,创造历史

  这栋小楼见证了中国革命波谲云诡、曲折奋进的一段艰辛历程。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党员数量急剧下降;革命活动完全转入地下,斗争形势也愈加艰难;党内又先后面临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左”倾激进主义错误,中国革命在历史的浪潮中曲折彷徨。1928年至1931年的近三年时间里,党中央以红色小楼为指挥部,召开政治局会议80多次,产生文件140多份,指导全中国的革命斗争。

  首先是大力恢复党组织。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员一下子从五万多人降到一万多人。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指示各地大力恢复和发展被破坏了的党组织,实行在各行业、各部门建立党组织。至1929年6月,全国党员人数已达到7.3万,1930年更上升至10万以上。

  其次,针对特务、叛徒的嚣张气焰,1928年11月14日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特科,加强了对叛徒特务的打击和对秘密机关的保卫工作,先后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叛徒和国民党特务。次年11月11日,陈赓率队处决出卖彭湃等烈士的叛徒白鑫,便是最具震慑作用的一次行动。在特科中还成立了由李强领导的电讯工作班子,组建无线电培训班,培养无线电人才,很快组建了与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及各革命根据地之间的无线电通讯网络。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党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理论实践不断提高和深化。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建立工农红军,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开始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红军根据地的新时期。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红军党内出现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各种错误思想,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四军领导岗位。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向红四军前委发了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这封信是陈毅根据周恩来的谈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

  “九月来信”分析了军阀混战的政治形势,总结红四军及各地红军的斗争经验,说明了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指示红四军全体指战员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了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根据“九月来信”精神,1929年12月底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重新当选前委书记。

  叛变危机,放弃小楼

  这栋红色小楼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安然度过将近三年,直到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

  顾顺章是上海宝山人,1925年加入共产党,当过工人,罢工斗争中负责纠察队,表现机智勇敢,后被调到上海总工会工作。1927年,他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上海武装起义,受过表扬。“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在武汉参加隐蔽斗争,也有成绩,故在同年的“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组建中央特委时,他是特委委员,负责中央特科的日常事务,掌握很多机密,也多次到位于云南路447号的中央政治局机关开会和汇报工作。1931年4月初,顾顺章护送张国焘、陈昌浩等从上海经武汉去鄂豫皖苏区。任务完成后,顾顺章没回上海,竟在武汉用“化广奇”的艺名刊登广告,上台表演魔术。他在台上表演时,被叛徒发现,立即报告国民党武汉行营侦缉处,将顾顺章逮捕。顾被捕后立即叛变,供出了共产党在武汉有关机构的地点与负责人。

  国民党武汉行营为了邀功,当天晚上连续拍了几份绝密电报,紧急报告南京特务机关徐恩曾并转陈立夫,被我打入国民党内部的钱壮飞截获,并当夜找人赶到上海,把情报送给李克农,上海的党中央这才知晓顾顺章已叛变。周恩来当机立断,采取紧急措施,迅速安排陈云、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分头组织中共中央机关与共产国际代表机构,及党中央领导成员转移。熊瑾玎通知有关联络点的同志后,迅速回到“福兴”布庄,和朱端绶一起烧毁了机密文件,转移到法租界一幢洋楼里。

  顾顺章的叛变,直接导致云南路447号中央政治局机关被废弃。不久之后,中央决定将中央机关迁往瑞金。红色小楼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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