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对于改变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安内攘外”的错误方针，凝聚全国各方面力量，全面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有着重要意义。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后这一关键时期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促进抗日力量的联合，推动事变和平解决，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促进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初步联合
中央红军经过万里征战，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面对华北事变以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这时，奉蒋介石之命，对西北地区红军进行“围剿” 的主力部队，是分别由张学良、杨虎城统率的东北军和第17路军。这两支部队，在民族危亡面前，抗日救国情绪日益高涨；同时，由于不满蒋介石的排挤，失利于对红军的“围剿”，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影响下，逐步萌发了联共抗日的思想。
自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便立即抓紧做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的工作。1935年11月，毛泽东致信东北军第57军军长董英斌，向他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表明了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基本立场。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彭德怀等20名红军将领致书东北军全体将士，表示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并“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这在东北军中发生了很大影响。二三月间，共产党代表李克农在洛川先后会见了张学良和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就联合抗日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为下一步更高级会谈作了安排。4月9日，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李克农在肤施（延安）与张学良、王以哲正式举行会谈，双方在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及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方面达成多项协议。
在共产党人的促进和帮助下，张学良和杨虎城之间，由于共同的命运与处境，也逐渐消除了隔阂，密切了关系。1936年6月，为了培养抗日骨干，在西安附近的王曲镇，东北军与第17路军联合创办了军官训练团，由张、杨分任正、副团长，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任教育长。
东北军、第17路军和红军的团结合作，标志着西北地区三支主要抗日力量的联合。这为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改“抗日反蒋” 口号为“逼蒋抗日”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不计国民党连续发动五次大规模“围剿” 红军的宿怨，毅然制定了符合民族利益的正确方针政策。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八一宣言》郑重指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作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和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和红军之间在对內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八一宣言》呼吁：各党派应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的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特点和阶级关系的新変化，制定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新策略，即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出：“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 ，“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也反映在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上。从1936年开始，中国共产党逐步由“抗日反蒋” 向着“逼蒋抗日” 过渡。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与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于是年1月29日，在对红色中华社记者谈话中宣布：“中国苏维埃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中共中央为顾全大局，保存抗日力量，促进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在东征红军取得重大胜利的情况下，毅然决定红军回师。5月5日，毛泽东、朱德发出著名的“五五通电” ，指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通电表示，“愿意在一个月內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现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6月20日，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提议：“立即停止你们与我们之间互相残杀的內战及一切仇杀的行为，并立即联合起来，为挽救中国民族的灭亡进行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保卫中国，驱逐华北、内蒙的日本兵并收复东北失地。”8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不仅对蒋介石在五届二中全会上的某些言论表示欢迎，而且声明准备“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意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26日，毛泽东在一封致潘汉年的电报中，更直接指出，“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
为了统一中共党内对国民党、蒋介石的认识，中共中央特于这年9月1日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直接提出了“逼蒋抗日” 的总方针。该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 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指示》告诫全党：“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周后，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在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报中，又强调：“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 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的要提出‘联合抗日’的口号。”
致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蒋介石顽固地执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继续调集大军到西北战场，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参加“围剿”红军。1936年10月下旬，蒋介石亲自到西安，召见张、杨，向他们宣布“剿共”计划，要他们迅速向陕北红军进攻。接着，蒋介石又在洛阳召开“剿共”军事会议，部署第1军、第3军、第37军和东北军的第67军、骑兵军，从会宁至固原一线，由南向北，分成四路，向刚刚会师的红军三大主力围攻。31日，颁发了对红军的总攻击令。红军一面对东北军部队积极进行统战工作，一面对积极反共的胡宗南部队予以还击。11月21日山城堡一战，胡宗南所部第1军被歼灭1个多旅，余被击溃。
正值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在“剿共”还是联共抗日问题上矛盾尖锐之际，南京国民政府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位爱国人士。同时蒋介石又严令镇压西安爱国学生运动。这使张、杨深切认识到，蒋介石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或当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遂毅然实行兵谏。
12月12日拂晓，在张、杨的共同指挥下，东北军派兵包围了华清池，迅速解除了进行抵抗的蒋介石卫兵的武装，将蒋介石扣留，并移送西安新城大楼。与此同时，第17路军解除了中央宪兵第2团、省公安局、警察大队等军警机构的武装，接管了飞机场，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10多名军政大员拘捕。张、杨并于当日发表对时局宣言，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此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张、杨随即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军政措施：邀请中共派代表参加谈判；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组织以张和杨为正、副主任委员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组织抗日援绥军第1军团，委孙蔚如为军团长，王以哲为副军团长；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释放西安的政治犯等。
中共中央应张、杨要求，于17日派周恩来与秦邦宪、叶剑英等参加在西安的谈判。
周恩来到达西安后，立即分别同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周恩来向张学良指出，西安事变可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一是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就会免于被日本灭亡；二是杀掉蒋介石，引起新的更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造成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一个好的前途。”杨虎城对放蒋后，蒋是否会对发动者进行报复有顾虑。周恩来表示理解杨的担心，同时又向杨指出：蒋是否报复，并不完全取决于他个人。只要西北三方面团结一致，蒋虽有报复之心，也不可能实现。杨表示，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无不乐从” 。
中共中央于12月18日，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在实现以下五项条件的情况下，可保证蒋氏安全。五项条件为：1. 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2. 将围攻张、杨与红军的中央军全部调往晋绥前线；3. 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4. 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5. 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电文指出：“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
19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联名发表通电，坚决支持张、杨的抗日主张，提出了“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基本纲领。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周恩来以“扶助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的策略，以及“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并在其对和平解决的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的行动方针。
西安事变引起南京国民政府一片混乱。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一派，坚主“讨伐”，轰炸西安，置蒋介石死活于不顾。在何应钦控制下，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当即举行临时会议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将张学良“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推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对张学良实行“讨伐”，复于次日特派刘峙、顾祝同分别为“讨逆军”东、西路集团军总司令。以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为代表的另一派，则主张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该派很快即压倒前者，占据上风。
23、24日，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正式谈判。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参加了谈判，并会见了蒋介石。周恩来分别向蒋介石、宋子文阐明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的主张，以及在此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蒋介石表示：停止“剿共” ，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中共解决各项问题；蒋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南京谈判。
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张、杨的支持，以及各界爱国人士强烈呼吁和平，迫使蒋、宋允诺下列诸项：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以及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
12月25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经洛阳飞回南京。27日，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等10余名南京国民政府军政大员亦获释放。张学良到南京后，即遭扣留，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的罪名，判徒刑10年；次年1月4日，虽获国民政府特赦，但仍被“交军事委员会予以管束”，并长期幽禁。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所采取的正确方针及其所进行的各项富有成效的工作，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抗战，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将中国近代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