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家世，他出身贫寒，青少年时期历尽艰辛；论为人，他忠厚热诚，急公好义，慈心善行，不计得失；论性情，他性格沉静而坚韧豁达，行事磊落，不谄上媚俗，堪称血性男儿；论经历，他从戎未投笔，经受战火洗礼，光环与崎岖皆历，颇具传奇色彩；论才情，他才思敏捷，青年时期即文名鹊起，文学创作脍炙人口，《红日》更是影响深远。
他，就是著名作家吴强。
“真理的艺术信徒们，在敌人的面前是不会退却的”
吴强1910年生于江苏涟水，本名汪大同，曾用笔名吴蔷、叶如桐、田庐等。他少年聪颖，思想激进，曾考入位于灌云县的江苏省立第八师范学校，仅读一年即因参加学潮而遭开除；做了一段时间学徒，又考入江苏省立淮安中学，因参加反对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的学潮也未毕业；在灌云当小学教师，因太过激进而遭辞退，回乡谋生。不久，他进入上海私立正风中学就读，考上了位于无锡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1935年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风起云涌，不甘沉默的吴强又被除名了。1936年初，他辗转进入国立河南大学就读。
早在1933年，吴强就加入左联，1935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电线杆》，从此与陈望道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1937年，他自河南大学弃学，与王阑西、嵇文甫、姚雪垠、范文澜等志同道合者创办抗日救亡刊物《风雨周刊》，经过不懈努力，在呼吁挽救民族危亡的时代大潮中，这份刊物办得风生水起，颇具影响。1938年，吴强到了武汉，又辗转奔赴皖南泾县，由此开启了新四军战士的人生旅程。同年10月，他初入新四军不久，在救亡旬刊社印行的《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特刊上发表《二年祭》，其中写道：“一大群一大群的青年作者，放下了笔，拿起了别的武器，在尸骨横陈、鲜血奔流的战场上战斗着。有的，他们在烟火弥漫时还紧紧地结成一条铁链，在‘民族革命战争文学’的岗位上挥动着笔杆，写出许多血的故事；有的，譬如在这四周绵延着紫褐色山峦的小小村落里的我们，也自信是始终不屈地在追求着艺术，追求着真理……真理的艺术信徒们，在敌人的面前是不会退却的。”这正是他自己以及有着同样经历的革命文学青年的写照。在部队，他进步迅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干事、科长，苏中第二分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等职，同时笔耕不辍，创作了不少文艺作品。
“他们把这个军队的生命当作自己的生命了”
1939年春，在上海孤岛时期出版的《译报周刊》第一卷第21期中，有一篇题为《异样的军队》的特约通讯，以轻快流畅的笔风、发自肺腑的真挚、振奋人心的激情，清晰刻画了组建不久的新四军在皖南老百姓中的形象，使处在备受压抑、沉闷低迷氛围的孤岛民众，读后精神为之一振。
通讯的作者即吴强，当时署名吴蔷，年方29岁，正当意气风发之时。在他笔下，这支异样的军队“凭恃着独特的作风，在万山环抱中的安徽省南部，正建立着江南游击战争的强固的根据地。他们都流露着一种乐观的愉快的情绪。他们唱歌，他们喊口号，声音都是从胸脯而激发出来的，雄壮而又宏亮”。在老百姓眼里，“听到他们歌声、口号声，不能抑制地，一种火样的热情便在心的深处燃烧起来，激动起来”。正是由于新四军的纪律严明，待人接物的温和亲切，对敌寇的骁勇善战，时时都表现出集体的精神和力量，这支军队“走到哪里，哪里的人们都欢迎。因为这样，皖南的老百姓爱惜他们，欢喜他们，帮助他们”。老百姓公认“新四军一来，地方就太平了”，他们“信仰这个军队，拥护这个军队，他们把这个军队的生命当作自己的生命了”。
有一次，当听说新四军要迁移驻地“搬家”时，村里的老百姓用朴实的话语，表达了依依不舍的感情：“真是活菩萨呀，我们真舍不得你们走了”，“新四军走了，我们就失去了救星”。吴强饱含深情地写道：“别了！这支异样的军队终于在老百姓们的泪眼送望中，离开了他们居住已经大半年的M村。”在部队迁移后的第二天，该村村民凑了仅有的一点钱，置办了最有意义的送行礼物，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中送到了新驻地。那一面面锦旗上，写着“中国救星”“铁军”“民族革命先锋”等崇敬而又亲切的字句，令人顿生无限感慨。
在文末，吴强意味深长地把军民鱼水情的意义作了升华：“那些礼物却携带着无限的热情而来。这不独是政治上的作用，具有政治动员上的意义，更具有着人与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的集体的浓郁的情感。这样的浓郁的情感，把一切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军队、人民胶合在一起，熔铸在一起，结成一块钢铁，任何巨大的力量都打不碎它！这支异样的军队，像一支热流，它流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的空气就立刻紧张起来，活泼起来，新鲜起来。”
“我迫切地要求到生活中去”
在一边戎马倥偬，一边妙笔生花的岁月里，吴强也收获了自己的浪漫爱情——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与尹卜甄结为革命伴侣。到解放战争期间，时任苏中军区政治部副部长、华东野战军六纵宣教部部长的吴强，曾参加第二次涟水战役及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战役，先后几度浴血奋战，亲历了沙场的残酷，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深感人民战争胜利的来之不易。
1952年，吴强结束多年军旅生涯，转到地方工作。作为一名作家，即使在本职工作日益繁重的忙碌中，他也从未放弃自己的写作嗜好和创作梦想。1954年3月，时任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的吴强，在华东作家协会的创作活动调查表中，填写了拟到苏北海门地区去写作长篇小说《江海灯火》的计划，希望能有三四个月的假期进行创作，但现实工作又确实离不开，表露出些许无奈。1955年12月，已担任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的吴强，在中国作家协会1956年度作家创作计划调查表中写道：“我迫切地要求到生活中去，并打算到苏北的南通、海门地区去深入到农村中去。一个目的是体验当前的斗争生活，我爱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的人们，我对那里也比较熟习。一个目的是帮助我回忆过去在那里的斗争生活的印象。”但同时也加了一句：“下去的可能不大，要求作协帮我争取，我自己也在作必要的坚实的努力。”在内心深处，他更希望“需要作协调我出来专门写作两部至少是一部。两部一部以后，再回到工作岗位。——这也许是我的梦想吧”。
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有一定差距。虽然“到生活中去”的迫切盼望没能得偿所愿，但吴强并未因此耽搁他的笔耕，一部部小说、剧本、散文、杂文，伴随着无数个通宵达旦接连面世了。
“我的生命不息，创作不止”
“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这首旋律优美、歌词通俗的经典歌曲《谁不说咱家乡好》，伴随着1963年5月1日电影《红日》的首映，时常萦绕在我们耳畔，令人心旷神怡。这部经典电影的剧本，即以吴强的长篇小说《红日》为蓝本改编而成。
1957年小说《红日》的问世和1963年同名电影的放映，令吴强更加声名大振。孰知，在随后而来的那个“运动”盛行的年代，这部反映解放战争时期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的经典小说和同名电影，都未逃脱被污称“毒草”的厄运，各种批判如潮水般涌来，欲加之罪，无由招架。散文家碧野先生在1991年《哀思吴强》一文中曾述及，当“四人帮”横行之时，有人对其刑讯逼供，要他咬定吴强是混入新四军的特务，直欲置之死地。由此一例，可见吴强当时经历的惊涛骇浪之一斑。
1978年9月，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向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请示，提出拟请吴强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临时召集人之一，并兼任《收获》筹备小组成员，经市委宣传部批复同意。1980年3月，吴强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文联党组副书记。
吴强一生的最后十年，是幸福安稳的。老两口相携相伴，儿女皆有成绩斐然的事业，生活美满。最重要的，是他一直未辍写作和文学活动，作品迭现，闲暇时下围棋、打弹子，其乐融融。1990年4月10日，吴强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80岁。他时常挂在口头的“作品就是生命，我的生命不息，创作不止”，或许可以作为他的座右铭吧！
文字的力量是亘古的。在上海奉贤滨海古园名人苑的吴强塑像基石上，刻有他自己写过的这样一段话：“我们搞人民的文学，就要为这个事业做出贡献，反映生活的真实，创作艺术的真实。我们要不惜牺牲自己，为它刻苦，以致于受难，遭到非议，都在所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