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我家住在现在的东台市南沈灶镇常灶村，兄弟姊妹4个，全家6口人住了两间小屋，屋面没有茅草盖，盖的是高粱秸秆。父亲叫常用满，靠外出给人家打短工混生活，母亲在三仓河上撑渡船维持家庭生活。大哥二哥去三仓北边给人家烧盐做灶户（伙计）。尽管如此，家里还是穷得叮当响。
1942年，我才8岁，当时，安丰、东台、梁垛、富安都有日本鬼子，二黄（伪军）经常带着鬼子下乡“扫荡”。我们南沈灶的向灶、张家灶等村是鬼子和伪军的踏板地，出脚就到，韩徐乡离安丰街比较远，鬼子很少出远门，到这里来“扫荡”的大都是二黄。这些二黄来一次，老百姓就遭一次殃。听大人们说：这些二黄都是一个叫吴仁杰的汉奸带下来的。他家住在四灶庙，这家伙在抗日战争开始后，就投靠了日本鬼子，经常带领二黄和鬼子下村“扫荡”，抢群众钱物，抓共产党员。因此乡亲们提到吴仁杰就恨得牙痒痒。
我们也设法与二黄巧妙斗争。记得一次二黄到韩徐乡来“扫荡”，我们这里的老百姓都躲起来了，有的藏到河浜里，有的躲到玉米田里，有的躲到河沟里。我家的渡船所在的交通位置非常重要，要过河到三仓河南来，非要乘渡船过来。于是，每逢听到二黄下乡“扫荡”的消息，在地下党员的指导下，我和妈妈就把渡船藏到那个弯弯曲曲的汊港里，叫二黄不得到河南来。
二黄要“扫荡”，不会因为没船就不来。那年夏天到常灶村来“扫荡”，就是游河过来的。他们一来村子里就枪声大作，到处听到“乒乒乓乓”的枪声，弄得村子里人心惶惶、鸡飞狗跳。二黄见鸡捉鸡，见猪捉猪，我的邻居徐永富家养了一头肥猪，当时他老婆正在家坐月子，二黄看中了她家的这头猪，不顾永富老婆的苦苦哀求，用棍子活活把猪打死后抬走了。可怜徐永富家原指望着卖猪给家里买点粮食，给大人孩子添点衣服的，却被二黄抢到三仓河北大地主韩志亮家煮了吃了。那天二黄在韩志亮家分享着抢来的鸡啊猪啊，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离开了韩家。就在当天夜里，二黄还把生意人韩宝乐抓起来，这个韩宝乐是做煤油和棉布生意的，二黄认为他是共产党，就把他带到安丰街上。审问中，韩宝乐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个本分的生意人，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二黄就把他放了。
1942年前后，是日本鬼子非常疯狂时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四军来到我们这里，领导人民打鬼子，捉汉奸。我那时年纪不大，但穷人的孩子懂事早，爱憎分明，从小就认定共产党是穷人的靠山，是真心打鬼子的。我天天跟在民运工作队员李路后面跑。这个李路是上海姑娘，刚到我们这里时才19岁，是才出校门的学生，我把她当成大姐。我因为头上害疮，没长头发，李路就亲切地叫我“小癞子”。他们开会时我为他们站岗放哨，一有风吹草动，我就及时报信。我从不要报酬，李路也没管过我的饭，我依然毫无怨言。2003年李路从北京给我来信还夸我哩：“你一直跟着我们干了不少农村工作，现在回忆起来，你那时真是有觉悟的，是一个能跟着党走，坚信革命一定能胜利的好青年，好小伙子。”李路那时公开身份是共产党领导的粮店的工作人员，平常睡在四爹家，与四奶奶一起睡，有时也与我妈妈一起睡。1943年的一天夜里，李路与我妈妈睡在一起，尽管当时我家的被子都是破棉絮，她也毫不嫌弃。当时我发现夜里有二黄到我家后面来抢劫财物，连忙敲开她的门：“大姐，二黄来了，赶快躲躲！”我立即带着李路躲到屋后的小河沟里，才没被二黄发现。
当时我们村子里年龄稍大一点的青年都参加了游击队，在李路等共产党员的带领下打鬼子，除汉奸恶霸。吴仁杰被游击队列为第一个打击的目标。李路要求游击队瞅准机会，早日除掉这个大汉奸。
一天，吴仁杰又带着一队二黄，坐着船从安丰下来“扫荡”了。当吴仁杰他们的船行到常灶村河面时，“乒乒乓乓”，埋伏在三仓河南岸的游击队指战员向二黄船齐开火，平时一向仗着鬼子耀武扬威的二黄这时都被打懵了。在他们发愣的当儿，游击队战士在陈远荣带领下，纷纷跳到河里，捉拿吴仁杰和其他二黄。吴仁杰还想组织人员负隅顽抗，看着手下一个个被拉下了水，还想掉头逃跑，被陈远荣一把揪住，按在河里先灌满了一肚子水，然后捉拿归案。
当地群众一致认为，吴仁杰勾结日本鬼子带领二黄下乡“扫荡”，残害党员和群众，是恶贯满盈的大汉奸，必须处以死刑。没多久，吴仁杰被押往刑场枪毙，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吴仁杰被处决后，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二黄都收敛了许多，再也不敢到乡下来胡作非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