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发生的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大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停止内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评价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和时任第17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经过反复商议，按计划由东北军一部在华清池活捉了蒋介石；第17路军监禁了在西安的国民党高级军政大员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20余人，控制了西安全城。接着，张、杨发表《对时局通电》，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西安事变，完全是蒋介石自己逼出来的。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高涨，普遍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蒋介石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他说：“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肃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蒋介石认为红军疲惫不堪，兵力大减，只要加一把力，便可把红军消灭在西北的黄土高原。1935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总司令；将张学良所部东北军调到西北，和杨虎城的西北军（17路军）一起，对西北红军和中央红军加紧 “围剿”。9月至11月，东北军在劳山战斗、榆林桥战斗和直罗镇战役中损兵折将，近3 个师的兵力被红军歼灭， 2个师长阵亡，6个团长被俘，2 个师参谋长一死一俘。杨虎城的西北军在同红25军的作战中，早就受到重创，被消灭了3个多旅。红军优待俘虏，对他们进行抗日教育，劝告他们掉转枪口去抗日，愿意回去的发给路费。这就使东北军、西北军认识到红军是友军，愿意同红军联合抗日。
此时，中共中央大力开展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5年11月，毛泽东派汪锋、王世英等持其亲笔信见杨虎城，双方在停止内战、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站及联合抗日问题上达成了初步协议。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一教堂中长夜会谈。张学良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双方就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守原防、互派代表及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达成一致意见。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
张学良与日本帝国主义有不共戴天之仇恨，其父亲张作霖是在皇姑屯被日本军炸死。他集国难家仇于一身，又受到东北军将士高度的爱国热情的强烈感染，他下决心联共抗日，并企图说服蒋介石。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亲赴西安，胁迫张、杨“剿共”。26日，蒋介石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军官们训话：“国民党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急缓不辨，不‘剿共’而轻言抗日，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是为害国家的不忠不孝之人，一定要予以制裁。”29日，蒋介石去洛阳，调集30个师的兵力，部署在平汉线的汉口至郑州和陇海线的郑州灵宝段，以便随时进攻陕甘地区。张学良赴洛阳“苦谏”无效。
12月4日，蒋介石又到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摊牌：一是东北军、西北军开赴陕甘前线，进攻红军；二是东北军、西北军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这两种方案，都不能为张、杨所接受。12月7日，张、杨决定再去向蒋“哭谏”，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又遭蒋斥骂。蒋介石拍案而起：“你就是开枪把我打死，我也不能停止剿共计划！”张、杨无奈，只有“兵谏”，逼蒋抗日。恰逢“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万名学生向张、杨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命令军警开枪，打伤了一名小学生，引起群情激愤。学生们步行去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张学良怕造成血案，立即驱车拦住学生。向他们表示：你们的要求，我在一星期内会用事实答复你们！三天后，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