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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抗战经历

大江南北 2022-10-26 09:00:41

  我这辈子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我和大多数有良知的中国年轻人一样,毅然放弃家庭安逸的生活,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参加新四军,做民运、搞宣传、建立地下交通站;特别是潜伏在日本宪兵队里,收集情报、营救战友、采购药品和武器炸药,历尽艰险转送前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献出了绵薄之力。

  1924年我出生在浙江省德清县城关镇,原名莫孝贞。父亲在德清城里开有几家店铺,家境还算殷实。1939年,我1 5岁,考进上海私立女子中学,级任先生黄容林是地下党员,他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1941年1月28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我参加了新四军,分配在一师“社会教育服务团”,团长为我改名叫莫奇。服务团分三个队:一是新旅队(前身系新安旅行团),都是些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二是青年队,以演出宣传为主;三是工作队,主管民运社教工作。当时我分配在青年队,与同志们一起唱歌演戏做宣传工作。我们往往白天排练节目,晚上到各村去演出。

  苏中地区是新开辟的游击区,日伪军随时都可能来骚扰,服务团每到一个村庄,最多停留二三天,有时半夜起来换防,生活相当艰苦,但同志们的情绪很高。记得有一次夜里急行军,天刮风下雨漆黑一团,衣服鞋袜全都湿了,一脚水一脚泥,走到一座独木桥,同志哥同志姐都过去了,我怎么也不敢过,急得站在桥边哭,后来是一个年长同志过来拉着我的手慢慢走过桥去。有一次到了一个村庄,村里的人都跑掉了,我们找到一户地主家的院子,稍作休息,到要出发了,大家怎么也找不到我,原来我一头倒在地主家的床上睡着了。那时演戏没有舞台,也没有幕布,只有极少一点化妆品,道具也很少,且得来极不容易,大家都很珍惜这些物品,行军时由体力强一点的男同志背着走。到一个村庄,划圈为台,点上一盏油灯,村民就会陆续围拢来看。我们配合当时的形势先唱革命歌曲,有《延水谣》《红缨枪》等等。唱完后再演戏,戏都短小精悍,但内容很丰富,有《放下你的鞭子》《团结起来》《童养媳求解放》等。节目虽然不多,却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除了唱歌演戏,每当我们在宿营地住下后,就教儿童唱抗日歌曲,还常到他们家中向他们的长辈宣传抗日革命道理。

  1942年,敌人进行春季大“扫荡”,为适应战斗需要,社会教育服务团解散,我被分配到苏北盐阜区三师八旅文工团,继续搞文艺宣传工作。此期间为了有效配合反“扫荡”工作,反击敌人的进攻,我随部队转移到浙东四明山地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分配在中共浙东区党委所属姚南办事处政工队,主要做民运工作,组织贫下中农,进行“二五减租”“三七减息”,并组织儿童团、妇女救国会、妇女识字班、青年抗日会、农民自救会等群众组织。

  1943年底,鄞西古林区交通站站长陈洛宁因生孩子,急需找个人接替她的工作。组织上决定由我接替陈洛宁,去浙东鄞西古林区交通站担任站长。当时的古林区还是个游击区。敌伪的据点林立,有时顽固派也来插一脚,环境相当复杂。

  古林区交通站由交通总站站长翁惠珍单线领导,地点设在敌占区的高桥乡包家岩村,离敌人据点只有5里路。因工作需要我改名为包美英,从此,我成为该村群众包荣庭家中的一员,在群众的掩护下做秘密交通工作。站里只有我和十二三岁的小鬼刘爱田。

  我常把要我们转送的文件藏在包家的水缸底下,有时藏在柴草房里,或者藏在厕所旁边的缝隙里。为确保文件转送时不出问题,我们想了多种方法,例如有一次,文件较多,担心出问题,我和小刘打扮成姐弟走外婆家的模样,在包家大哥的帮助下,买来一些毛竹笋,挖空后,把文件包好塞在里面,混在其他毛竹笋中。有时我把文件缝在小刘的鞋帮里。7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我得到一份情报,伪军第十师三十七团即将向我根据地进犯,必须尽快把此情报送给驻在后屠桥村附近的我军第五支队某部。军情紧急,不容延误。从包家岩到后屠桥,相隔20多里路,我不敢走大路,怕碰到敌人,专拣小路走。一路上有许多野坟,我心中有些害怕,硬着头皮快步往前冲,冲出了那块墓地,一路急赶,足足走了约3个小时我才赶到目的地,完成转送党的机密文件的任务。

  1944年初,抗日战争已经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为了搞到日寇情报,中共浙东区委书记、浙东游击纵队政委谭启龙和何克希司令员决定成立“400反间谍工作小组”(以下简称“400小组”),潜伏在日寇宪兵队。

  日军宪兵队分为警务课、特高课、思想课,“400小组”就潜伏在思想课。当时思想课课长铃木政一手下有“八大密探”,“400小组”组长周迪道化名朱人达是“八大密探”之一。“400小组”这支特殊战斗小组,在宁波对外公开称号是“宪兵队密探朱家”。政治指导员乐群(女)代号“400”,组长周迪道“401”,组员有周斯明“402”,冯禾青“403”,王福林“404”,我是“406”,后加入的有陈捷(女)“407”,张黎(女)“408”,还有一名通信员叫张炎。此外还有10名左右的外围人员。除了乐群和张炎作为上级与我们的联络员外,小组的直接领导人是浙东区党委城工委副书记丁公量(化名粟后)。

  我进入“400小组”时,为掩护“401”朱人达在日寇宪兵队里站住脚跟以及反间谍工作的需要,奉命改名徐国芬,派往宁波跟朱人达假扮“夫妻”,潜伏在日本宪兵队。
我俨然成了日本宪兵队“密探朱家”的内管家。我们租住在宁波南大街10号,这是一栋二层的小楼,房东徐章翠,是铃木政一的干娘。上级有指示都由乐群来传达,我们称她“表姐”。每次“表姐”来了,小组的同志都到我家,在楼上会客厅以打牌为掩护,听取指示。我则为他们望风。

  我经常利用朱太太的身份与伪军长官家属交朋友,有空就与她们一起聊天、看戏、打牌,替她们看信、写信,取得她们的信任。通过与她们的接近,收集情报。那时的我表面看起来天天穿着时髦,烫着卷发,穿金戴银十分光鲜,其实每天都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1945年春,有个叫张小萍的女大学生,从上海来四明山参军,路过宁波时,被伪县政府抓去了,上级要求我们设法营救。当时朱人达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利用自己与伪连长母亲和妻子的关系,跟她们说我表妹被县政府抓去,请伪连长陪我去监狱探监。我在他的陪同下,进了监狱,见到张小萍,我自称是她的表姐,把事先准备好的钱物送给她,并要求看管牢监的人多关照她,不久张小萍被营救出来,顺利到达解放区。

  有一次,上级通知,上海地下党为浙东纵队搞到了一箱炸药,但无法运出去,命令“400小组”务必设法把它从上海取回并送到四明山根据地。炸药是违禁品,被查到是要杀头的。我们再三开会商讨,决定由朱人达和我负责去上海取回。到上海取到炸药后,我们买了一只女式皮箱,下面放炸药,上面盖着我的几件衣服。回宁波的那天,我一只手拎着女式皮箱,一只手挽着朱人达的胳膊,紧紧跟在宪兵队特高课长木场和翻译程明夫妇后面,箱子很重,我不敢慢半步。到了火车站,入口处两旁站着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戒备森严,几名宪兵对进站的中国旅客的箱子包裹逐个检查,仔细翻看,一个不漏。我们见此情景大吃一惊。这时机智的朱人达接过我手中的箱子,塞到木场的手里说:“木场先生请你帮我把箱子拎上火车,谢谢你!木场毫无思想准备,接住箱子掂了掂很重,问道:“朱人达你搞什么名堂,是不是在做金子生意发财呀?”朱人达故意扮个鬼脸,笑着说:“不做点生意哪来的吃喝呀,带点黄货回去补贴补贴。”于是我们跟着木场避开鬼子的检查,顺利上了火车,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一路上有多次检查,但由于箱子放在木场身后,检查人员没加过问,有惊无险回到宁波。“400小组”又设法将它送到四明山根据地。那只皮箱至今还在我家,虽然已经很旧了,但我舍不得扔掉它。

  “400反间谍工作小组”在浙东区党委的领导下,像一把利剑插在敌人心脏。它收集大量情报,营救了十几个战友。直到1945年8月15日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接浙东区党委城工委的指示,全组同志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安全撤出宁波,回到四明山根据地。归队以后,同志们分头回到各自的部队。我被安排到新四军二师淮南建设专门学校(后并入华中干校)学习,直至全国解放。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已是一个89岁的耄耋老人,人老了,特别喜欢回忆往事,年轻时经历的那些事情,常常在脑海中浮现,既让人感慨,也让人欣慰。我总想告诉年轻人,和平的宝贵,新中国来之不易,一定要好好珍惜。

  (注:本文为徐笑奇老人生前口述,黎豫杭、黎豫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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