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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大江南北 2022-10-27 09:30:00

  1938年1月,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新四军部分干部在南昌合影。右起:张云逸、顾玉良、叶飞、沈冠国、陈毅、温仰春、项英、曾昭铭、黄道、李步新。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与长征相对应的是红军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红军长征的胜利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坚持,为中国共产党实现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奠定了基础。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9位参加了长征,只有1位参加三年游击战争,这就是陈毅元帅。他曾深有感触地说:“三年游击战争是我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艰难的阶段”。“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也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样,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可战胜的伟大革命力量”。

  一

  1934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拉开了三年游击战争的序幕。遵义会议后,党中央于1935年2月5日、13日连续给苏区中央局发来急电,指示留在苏区的党和红军立即分散突围,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此后,双方就失去了联系。南方8省15个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孤悬敌后,在被敌重兵分割包围、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发动和依靠群众,同十几倍、几十倍于己的敌人进行了殊死拼搏。在长征初期,南方红军游击队将几十万敌军吸引和牵制在各苏区根据地,消耗了敌大量兵力,如敌军用于“围剿”福建6个游击区的兵力就达16个师、20多万人,从而有力地配合与策应了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此后,又在敌重兵大规模反复“清剿”中,战胜了艰难险阻,经受了严峻考验,取得了胜利。

  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和各地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各游击区都坚持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党组织的负责人同时兼任红军游击队的领导人,哪里有党的组织,哪里就有红军游击队活动;红军游击队活动到哪里,建党工作就跟到哪里,有些地区还恢复了苏维埃政权。南方苏区在初期战斗中遭受严重损失,大批领导骨干英勇牺牲,部分领导人动摇叛变。以项英、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为代表的各游击区党的领导人,以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的精神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935年6月,中共湘赣边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给党和红军游击队带来极大危害。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谭余保等3人挺身而出,召开紧急会议,揭露叛徒罪行,成立了湘赣边临时省委,继续坚持斗争,保证了党的旗帜不倒。由于红军游击队的坚持斗争,保留了我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这些游击区,有党的组织和党领导的武装,有党和红军留下的革命思想和优良传统,有铁心跟党走的广大群众,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红军主力长征后,敌军血洗苏区,实行白色恐怖,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仅福建苏区就有2564个村庄、43万余间房屋被毁,86319个农户被灭绝, 200多万亩耕地荒废,35万多民众被杀害或被迫流亡致死。许多共产党人和红军指战员临危不惧、忠贞不屈、视死如归。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瞿秋白被捕后,坚守革命气节,高唱《国际歌》,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率部与数十倍敌军浴血奋战,不幸被俘。面对严刑和诱降,他大义凛然,与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直至英勇牺牲。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负伤陷入重围,他举枪自尽,壮烈殉职。浙南挺进师第3纵队政委黄志富,在率部对敌作战中,打到最后只剩他一人,且左臂负伤,他以独臂轮换使用两枝枪射击,直至壮烈牺牲。湘赣边游击区三名女红军游击队员为掩护群众脱险,将敌人引至悬崖后,跳崖牺牲。

  在残酷的“清剿”中,红军游击队经常转移,翻山越岭,披荆斩棘,长途奔袭;经常被困在荒山野岭,石洞、草丛当床,有时就在大树下过夜,下雨天只能撑把伞或在树上支块布挡雨,背靠背坐着过夜;经常无粮缺盐断油,靠野菜野果充饥。1937年初,皖浙赣游击队被敌人围困在鄣公山上,为避免被敌人发现,不能生火取暖,因高山严寒,一夜间冻死了20多位饥寒交迫的战士。长年的艰苦生活和恶劣的环境,一些红军游击队员患了疟疾、腹泻、夜盲、水肿等疾病,一些伤员因无药医治而牺牲。陈毅当时大腿负伤,因无药治疗伤口多次化脓。他让警卫员把伤腿捆在树上,咬紧牙关将脓血挤出,抹上万金油,才慢慢痊愈。1936年,陈毅等人被敌军围困在梅山20多天难以脱身。在生死关头,他写下了著名的《梅岭三章》,充分表达了共产党人革命到底、至死不渝的坚定信念和英雄气概。这种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是红军游击队赖以生存和战胜敌人的重要力量。

  三

  各地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始终把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认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与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广大群众与党和红军游击队建立了生死与共、血肉相依的亲密关系,舍生忘死支援红军游击队。他们积极参军参战,当向导、送情报、搞保障,抢救和掩护红军伤病员。

  中央红军突围前,有两千多名重伤员无法随部队转移。陈毅亲自作动员,半天时间就都被当地群众抬回家掩护起来了。敌人烧山并村,企图饿死、冻死、困死红军游击队,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釆取各种办法为红军游击队送粮、送盐、送油及生活用品。福建邵武有位“方嫂”,与丈夫一起为游击队筹办物资,遭到敌人严刑拷打,她怀孕的胎儿被打落,丈夫被打死,5个孩子被抓进监狱。敌人对她进行逼供,她坚贞不屈,一家人惨遭杀害。皖浙赣游击区的余会山村村民汪振丰为游击队埋藏枪支、粮食而被捕入狱,无论怎样受刑,他始终不吐实情。出狱后,他举家上山,为游击队找粮食、挖野菜。每采一种野菜,他自己先尝,几次因此中毒昏厥。闽赣边游击队5位同志下山侦察时被敌人包围在村子里,敌人将全村男女分开,强迫妇女认领自己的亲人。如无人认领者就是游击队员而加以杀害。在危急关头,女青年李翠华等人冒着生命危险,将5位游击队员认作自己丈夫领回家,帮助他们脱险。正如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所写的:“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实践证明,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奉献是红军三年游击战争得以坚持的可靠基础,坚决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是红军游击队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

  四

  在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红军游击队的作战原则是力求以最小的代价争取尽可能大的战果,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打能发动群众的仗,打能得到军需补给的仗。根据敌情变化,敌进我退、敌走我回,时而分散、时而集中,白天隐蔽、夜间出击,分散隐蔽以保存自己、发动群众,集中出击以打击敌人、扩大影响。釆取的战术手段是伏击歼敌,化装智取,长途奔袭,出奇制胜。敌人搜山时,釆取打埋伏、截尾子,打掉队的,遇到有利地形和时机,也不排除打成股的敌人。敌重兵包围时,快速跳出包围圈,牵着敌人兜圈子,避实击虚。同时,釆取灵活政策做好统战工作,妥善处理各种关系,孤立和打击敌人,从而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

  在长达三年的“清剿”中,敌人实行“杀光”“烧光”“抢光”“迁光”“并光”的“五光”政策,疯狂地发动进攻。红军游击队经历了多次挫折失败,有的被打散了,重新聚集起来继续斗争;有的被打垮了,重新组建投入新的战斗,真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政委刘伯坚带领1800余人突围,最后到达油山时仅剩300余人,刘伯坚英勇牺牲。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釆取“北和南剿”政策,调集40多个师和60多个保安团,加大了围剿力度,妄图在国共谈判达成协议前,铲除共产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闽北红军当时有近3000人,敌人调集9个师旅进行“清剿”,闽北分区司令吴先喜、红军独立师师长黄立贵等指战员英勇牺牲,部队只剩700余人。湘鄂赣红军16师,几度受挫,几度重建,最多时5000余人,最少时只有几十人。到下山整编时,又发展到500多人。南方游击区保留的游击健儿虽然数量不多,但这是一支经历艰苦卓绝斗争和腥风血雨考验的英雄部队,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革命武装,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和人民革命的种子。

  正如陈毅所说的:“能坚持到底的是将来革命的骨干,留下一点星火,定能燃遍万里江山。”1937年12月13日,党中央对此做出了高度评价:南方各游击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至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1937年10月,红军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时仅1万余人。八年抗战中,新四军发展到主力部队21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余人、民兵自卫队96万余人,歼敌29.3万余人,俘敌12.4万余人,被毛泽东誉为“华中人民的长城”。

  习近平同志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辉煌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怀着同样崇敬的心情缅怀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他们在极其艰难困苦条件下创建的光辉业绩光照后世,永垂青史。我们要继承和弘扬红军在长征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体现的伟大精神力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途上攻坚克难,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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