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34年的长征不仅仅是象征。中国红军的男女战士用毅力、勇气和实力书写了一部伟大的人间史诗。在我们这个世纪中还没有什么其他事件能像长征一样让人如此神往，也没有什么事件像它一样如此深远地改变了世界的未来。”
这是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后写下的巨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开篇之语。
1984年4月5日从北京飞往南昌的索尔兹伯里夫妇，老先生76岁，老太太70岁。两个半月后，他俩完成了这一壮举，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先生随后写下了有38万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而夏洛特·索尔兹伯里女士写下了18.6万字的《长征日记——中国史诗》。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出版后，在美国引起轰动，世界高度关注，先后被译成十多种文字。
“他们简直是‘拼了老命’来重走长征路的”，当年陪同索尔兹伯里夫妇重走长征路的外交部翻译、后来先后担任我国驻新西兰、比利时大使的张援远告诉记者。
究竟是什么竟然让这对年逾古稀的美国老人情愿“拼了老命”也要重走长征路呢？
“所有的旅费必须我们自己支付”
“大家都知道，索尔兹伯里最早萌发要写长征的念头是受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影响。斯诺比索尔兹伯里大3岁，斯诺31岁访问延安，32岁写下《西行漫记》，索尔兹伯里为《西行漫记》所打动，立此宏愿时年仅29岁；但大家不知道的是，索尔兹伯里不同于斯诺。”张援远后来与索尔兹伯里夫妇成为好朋友，他提醒记者。
“索尔兹伯里的个性非常刚烈。他出生在美国中部的明尼阿波利斯，自认有着典型的‘明尼苏达州精神’：愤世嫉俗、多思善问，不随流、不事大，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什么大城市、大权威、大财东、大衙门，统统反对’。他甚至写了一本书就叫《不惧怕，不取悦》。”
早年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化学系的索尔兹伯里，因信奉“明尼苏达州精神”，为学校所不容。没有读完大学的他，19岁进入合众社当记者。在二战中，他的足迹遍及欧洲、远东的很多战场。在德军的炮火将列宁格勒炸成废墟的日子里，他在列宁格勒的战壕里写下了《列宁格勒被围九百天》，成为20世纪最经典的新闻作品之一。当他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后，明尼苏达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他在回校演讲时说，幸亏你们开除了我，世间少了一个平庸的化学家，多了一名杰出的记者。
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的1972年，中国的大门也向他打开了，他终于有幸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十多年后，他对此仍记忆犹新：“我注意到，他穿着皮凉鞋，步履轻快，看来是他长征时练出来的。我相信，尽管过了这么多年，他还能在一个早晨打起背包就出发，不歇脚地走一天。那天晚上我和他道别时跟他说，我非常想寻访当年长征的路，和那些幸存者们谈一谈。他在两道浓眉之下，使劲地用我揣摩不透的探询目光看着我，却不作回答。”
但即便如此，索尔兹伯里仍没有放弃寻访长征路的准备。在此后的十多年里，他查阅了大量的有关长征的史料：有中国大陆出版的，如《红旗飘飘》，若只有中文本，他就雇人全部译成英文；有台湾国民党出版的，包括张国焘的回忆文章；有共产国际关于中共的资料；有美国方面对中共和红军的研究史料。即使同一个事件，这四方面的叙述往往并不一致。索尔兹伯里寻访长征路的使命，就是要发掘历史的真相，正如他的书名所言：“The Long March：The Untold Story”（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这就是索尔兹伯里，当他以76岁高龄实现夙愿、重走长征路时，不仅是一位饱览世界风云的著名报人，而且已经是长征的研究者。
“从北京出发前，他就提出‘所有的旅费必须我们自己支付’，这是他坚持写作公正和独立的原则。所以后来每到一地，当地外办的同志每天都要给他俩结账算钱，他是说到做到的，绝不含糊。”张援远说。
这行程对所有人来说并不轻松。最初，当地外办准备了两辆小卧车。但索尔兹伯里拒绝了这样的安排，他对张援远说，“如果这样的话，是灾难性的”，他坚持必须坐面包车，他们夫妇俩、他请来做顾问的杰克·谢伟思、秦兴汉将军、张援远和当地的领导坐在同一辆车上，这样索尔兹伯里就能一边走一边问，他要了解的是活生生的人物和故事。
“他一路走，一路问，我就一路翻译，行车时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每天晚上，他都要把当天的采访内容记下来。即使没有电，我也能听到他在烛光下用一台老式的雷米塔牌打字机‘哒哒哒’打字的声音。”张援远说。
“她用妇女特有的天才来观察世界”
“长征！他怎么会这样精神错乱？这不行。我不能让他去。可是我却让他去了，而且我们一道去了。”说这话的正是夏洛特·索尔兹伯里。
“长征！我们恐怕坚持不下来，我们俩谁也不行。对这一点我是清楚的。七十年代初期，哈里森就开始谈长征，谈到这将是一次非常伟大的旅行。多好的故事！多好的独家新闻！如果他能说服中国人让他去的话。自从那个时候起，多年来我一直害怕真的得到同意的信息。”
1983年8月17日，一个代表中国官方的电话终于送来了那个令她“害怕”的“同意”。其实，担心重走长征路而坚持不下来，这样的顾虑对这两位古稀老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了。“可是长征啊！我当然知道它的重要意义；我知道它对哈里森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理解到这会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旅行”，她说，“我从内心深处知道他会去的；我也不会让他一个人去，我必须同去；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张援远至今珍藏着当年重走长征路时持有的《外国人旅行证》，30年前，云贵川湘很多地区仍未对外国人开放，外国人前往必须持有特批的旅行证件。“当时，那里很多地区省与省之间都没有像样的公路，于是，他俩骑过马，甚至是骡子。在翻越金沙江畔的一座岩石重叠的大山时，我们全体不得不步行，索尔兹伯里先生还重重地摔了一跤。”
与道路一样困难的是厕所。很多农村都没有抽水马桶，只有茅坑。这对古稀老人来说太困难了，不仅是气味，而是没有蹲坑习惯的老人蹲下去后站起来实在很难。
但这从未影响过这对老人的激情。即使索尔兹伯里先生在皎平渡因疲劳和脱水，不得不住院以让心脏修养和康复，他们也坚持要走完这次“长征”路。
当索尔兹伯里先生从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出院时，夏洛特女士与两位女医生相拥而泣，“没有你们，他就危险了”。她由衷地感激说。
但如果认为夏洛特仅仅是一位“妻子”，那未免太小看她了，索尔兹伯里以他曾担任《纽约时报》副总编的专业眼光评价说：“她是用妇女的眼睛、用妇女特有的观察事物的天才来观察世界的。有人认为那是一种性别歧视的说法，而我却对此信守不移。夏洛特能察觉到那些最有意义的东西：周恩来衬衫上丢失的纽扣；萦绕延安大宝塔的烟雾；奔向稻田的活泼农村姑娘，脚上绣鞋闪闪发光”。
他和她，真是天作之合、神仙眷侣。
“我向中国人提出了自己能想到的最难的问题”
“您和索尔兹伯里先生整整相差四十多岁，几乎要将近两代人，重走长征路在他心目中又是如此重要，您担任他的全程翻译，刚开始的时候，他会不会觉得您太年轻了？”记者不揣冒昧地问张援远。
“确实如此，他开始时一定也是这么想的。我们之间的信任是逐步建立起来的。”张援远坦承道。
“我们走过的很多地方，当地接待的同志告诉我们，这里自从斯诺、马海德来过以后，将近半个世纪没有外国人来过。所以我们在经过一个乡镇时，经常发现被围观得寸步难移。”
因为几十年的与世界隔绝，而且“文革”过去还不久，当突然要面对几位金发碧眼的老外，又是世界知名记者来访，可想而知这让当地负责接待的一些领导干部、甚至专家学者是多么地紧张。当索尔兹伯里夫妇迫切希望听到当年红军艰苦卓绝的真相时，被访者往往只敢说一些客套话和认为正确的话，这让索尔兹伯里夫妇十分失望。
“有一次，当我在认真翻译一些套话的时候，发现谢伟思先生在悄悄向我眨眼睛。谢伟思先生是当年前往延安的‘迪克西使团’的成员，是懂汉语的‘中国通’，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从此凡是套话，我不再‘认真翻译’了，我要为索尔兹伯里先生省下宝贵的采访时间。”
“我向中国人提出了自己能想到的最难的问题”，索尔兹伯里有他自己一贯的风格。
这不仅是因为“明尼苏达州精神”，还因为经历过二战、共产国际、美苏冷战和斯大林大清洗的他，不仅在深入思考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赢得长征胜利的原因，还同样关注中国革命经受过的挫折和教训。
“不仅仅是没有去成茅台酒厂，如果采访不了他希望见的人，他同样要发火。”张援远说。
陕北红军创始人刘志丹尚在世的遗孀，就是他期望见到的人。在他即将返回北京的前夕，这个反复提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夏洛特女士是这么记述这次会面的，“她名叫仝桂荣，七十九岁，人们称她与邓小平‘同庚’，意思是同一年出生的。她个子不高，比她女儿更瘦小些，活跃而有风趣，走路时拄着一根手杖。哈里森问她在什么地方认识她丈夫的，她回答说：‘那是包办婚姻。我本来不想承认这个，怕你们会笑话我’”。刘志丹出身于“有钱”的家庭，她也是如此，其实不过收支相抵而已，“她重复地说，‘那是一个很穷的县，现在还很穷。’仝桂荣说，早在她还在母亲怀抱中吃奶时，她父母就许了这门亲。她与刘志丹结婚时，她十七岁，刘十八岁。显然这是产生于一个传奇的、激动人心的而又危险的时代的一种爱情关系”。
在那个苦难的年代，穷人揭竿而起似乎天经地义，为什么“有钱人”家庭出身的年轻人也要起来革命，这正是索尔兹伯里夫妇非常想了解和弄清的。
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为他俩讲述了一个命悬一线的故事：当1935年九十月间，中共北方局代表仍在贯彻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陕甘根据地实行“肃反”，错杀了根据地和红军的骨干200多人，刘志丹也被逮捕。尽管刘力贞当年还是个8岁的小女孩，但她依然记得：“当时在瓦窑堡门楼旁挖了一个大坑，我和母亲过去看过。有人说（那些包括我父亲在内的）犯人会被扔进坑里活埋，还有人说他们会被枪毙或砍头以后集体葬在坑里。”幸亏中共中央到了陕北，毛泽东救了刘志丹和其他人的性命。刘志丹被释放后，她只见过父亲一次。“我感到很陌生，过了好一会儿才敢和他接近。”刘力贞回忆说。
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写道：“毛泽东让他（刘志丹）负责组织指挥新编二十八军。1936年他随军队出发东征，与国民党作战，34岁牺牲在战场上。”1943年刘志丹的遗体移至他的诞生地保安的纪念堂中，仝桂荣要求把棺盖打开再看丈夫一眼。她很欣慰，因为他身上穿着的是她给他做的军服。牺牲的时候，他的口袋里没有留下一分钱，他只留下一把手枪和一匹战马。
仝桂荣说完，与夏洛特一起失声痛哭。
刘力贞说：“我父亲留下的唯一遗产就是他的精神。”
“举世无双的长征燃起了民族的梦想”
历时两个半月，索尔兹伯里夫妇终于重走了长征路。“我们在各种道路上总共行走了7400英里（约1.2万公里）。”索尔兹伯里总结说。
他这才理解了当年周恩来的目光。“我1972年到北京时提出的寻访长征路和当年的政治活动之议。我太天真了！难怪周恩来会以蒙娜丽莎式的笑意看着我。我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还远未结束。”
这难忘的旅程让他对长征有了更为真切的认识：“这个故事是一部史诗，不仅仅是因为淳朴的战士和指挥员在长征中所体现出的英雄精神，而且也因为长征本身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国革命的熔炉。经历长征锻造的红军情同手足，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打得蒋介石罢手止斗，直到最终赢得了政权。”
而夏洛特说：“我从第一手材料了解到中国过去曾经是什么样子，了解到封建制度的不平等和令人绝望之处，了解到是怎么推翻封建制度而重新开始的。我了解到战士们以及我们见过的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住了那种种磨难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刚毅和坚忍不拔的精神。那些正派的、爱国的、献身于他们国家的男男女女，在年轻的时候就致力于改变国家的面貌；现在他们年老了，又在为保卫这些成果而工作，不让他们的国家再次失去控制。”
“长征的意义，我是深切地领会到了。如果不是沿着长征的路走一遍，没有见到那些开会的地方、战场、长征中跨越的高山、草地、江河，没有和一些幸存者交谈，决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现在理解到：长征如何鼓舞着中国人中年轻的一代，他们要怎样生活才无愧于那些英雄，使英雄们的精神永葆青春。长征区分了善与恶，区分哪些人是要为国出力，哪些人要的仅仅是权势。”
从1937年因《西行漫记》而下决心为长征写就“历尽千辛万苦的英雄的史诗”，到1984年夙愿以偿，时光流逝了将近半个世纪。毫无疑问，这近半个世纪的跨越，索尔兹伯里先生对“长征”追问的动因和内涵是不会完全相同的。如果说，上世纪30年代，他最初的出发点是想了解延安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来的”；那么到了70年代，他还想知道的是“走过长征的中国共产党今天究竟在干什么”；而在终于结束了噩梦一般的“文革”后的80年代，当年走过长征的中共领导人重新掌握中国这艘巨轮的航向以后，他想知道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今后将带领中国走向何方？什么是中国的‘新长征’？”
也正因为如此，在京期间，他采访了胡耀邦、李先念等一大批身为长征亲历者的中共领导人。
夏洛特详尽地记下了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南海接见他们的经过。
她写道：“我们的主人欢迎我们时，我本能地感觉到，这位非凡的人物显得精力充沛，情绪高涨。同绝大多数美国人相比，他个子矮小，但充满着活力，使气氛变得热烈”,“我们从长征谈起。长征开始时胡耀邦才十八岁，被任命为共青团中央秘书长。他说，团中央委员会由三十二人组成，只有十四人还是十五人到了延安。今天仅仅五、六人还在世。”
“胡耀邦是一位非凡的人。”她评价道。
而索尔兹伯里先生把《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全书的最后一章，留给了邓小平，标题为《屹立不倒的小个子》。他在篇末写道：“长征结束至此已历五十年。在中国的漫漫历史岁月中这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它已经在中国社会留下来不可磨灭的痕迹，为中国的意识带来了巨大的转变。长征为这个国度播种下几百年来未曾有过的团结和勇气。但现在对长征盖棺论定还为时过早。有些中国人说，也许在一两个世纪后我们才会认识到长征的真正历史意义。而现在就让我们同意中国人的看法——把长征认作是集团体勇气、奉献和信念于一身而进行的无与伦比的壮举吧。”
他的着眼点，早已不仅仅是长征，不仅仅是历史，而是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未来。
这位一生秉持“明尼苏达州精神”的报人发自内心地说道：“长征举世无双，迸发于其中的英雄主义火花燃起了拥有11亿人口的民族的梦想，使中国沿着无人能够臆测的命运一路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