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瞩目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已80周年了，经过历史的沉淀，它的无与伦比的史诗般的伟大历史意义，正越来越为人们所深刻认识。正如毛泽东当年在陕北瓦窑堡会议上所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历史已充分证明：红军长征的胜利确实具有伟大的历史转折点的意义，而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红军长征胜利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转折点
1934年10月，在中央苏区的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为什么要离开经历千辛万苦创建起来的根据地？为什么要依依不舍地告别眼含热泪并不断往指战员手里塞红薯与鸡蛋的根据地父老乡亲？为什么要决然迈开双腿，开始向西远征即后来称之为长征的战略转移呢？
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形势使然。因为当时统治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严重脱离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严重违背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教条地照搬照套苏联革命胜利经验，机械地执行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的训导与指示，特别是在军事上推行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与实行保守主义的御敌方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谋求与在湘西坚持斗争的红二、六军团会合。
当蒋介石发觉中央红军主力欲往湘西转移的战略意图后，急调各路部队在红军西进的道路上布置了四道封锁线。
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之战时，8万左右的红军与各路强敌展开殊死作战，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滔滔的湘江水。仅此一战，付出惨烈代价渡过湘江后的红军即已折损过半，锐减到3万多人。就这样，在当时中央教条主义领导者的错误判断和指挥下，中央红军还要不顾实情地强与湘西红军会合，殊不知在通往湘西的路途中，为重创红军而兴奋不已的蒋介石早就调集重兵，布下了一个大大的“口袋”，等待着疲惫的红军主动来钻。幸好有毛泽东等的强烈建议，终使红军改道，转向敌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并占领了贵州重要城市遵义。
中央根据地曾经创建发展的蓬勃景象、中央红军曾经发展壮大的胜利经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的惨痛教训，以及党和红军与中国革命前途所面临生死攸关的现实危机，促使人们进行深刻思考：我们之前胜利的经验是什么？而今连遭失败的教训又是什么？如何总结胜利的经验特别是失败的教训，促成了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的召开。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首次独立自主地自己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也恰巧当时中央和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的联系因电台的损坏而中断，客观上也得不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示”。
遵义会议的最直接的重要成果，就是纠正了当时的“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确立了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红军能够机动灵活地摆脱追敌，披荆斩棘，夺路北上，并战胜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图谋，最终在1936年的10月，实现了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地区的胜利会师。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历史转折点。
先期到达陕北的党中央于1935年12月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而引起的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危机，以及由此危机进而引发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遂坚决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随后又在风云变幻的复杂形势下，恰当应对，有力地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六项主张；随之正式建立起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成功实现了从国内革命战争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转变。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对于党的自身建设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全面系统的深刻认识，而党的“七大”则标志着党在各方面走向成熟。
二、红军长征胜利是人民军队从遭遇严重挫败到发展壮大的转折点
红军在长征之前的一段时期有过很大发展。中央苏区红军在毛泽东等领导下，贯彻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正确的建军原则，并实行符合红军和根据地特点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曾以弱小兵力接连粉碎优势敌军的四次大的“围剿”，而红四方面军也先后在鄂豫皖和川陕边地区获得很大发展。全国各地红军总数一度达到30万人左右，当初的星星之火已渐成燎原之势。
可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其错误的路线和政策逐步推行到中央根据地和其他根据地。同时，位居中央领导核心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们，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并不懂中国社会和红军实际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以其独断专行的工作作风，错误地指挥着红军反第五次“围剿”，一会儿冒险出击，一会儿与敌死拼消耗，致使中央苏区越打越小，中央红军越打越少，最终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于是，中央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一开始还带上了大量的“坛坛罐罐”，以“叫花子打狗”的方式向西且行且退，计划着要与湘西的红军会合。
红军长征初期，虽然有湘江之战的惨败而人数锐减，但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并解除“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军事指挥权后，红军在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指引和直接指挥下，重新获得机动，虽面临十数倍甚至几十倍强敌的围追堵截，但四渡赤水，兵临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后再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雪山，跋涉茫茫草地，激战天险腊子口，最后终于征服千难万险，跨越千山万水，胜利转移到了陕北。
另外，红四方面军虽然受到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危害，南下川康地区而濒临险境，但最后经中央一再做工作，历陈北上与南下其利其害，以及随军行动之红军领导人朱德、刘伯承等所表明的反对分裂、力主团结的坚定态度，加之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南下是死路一条，只有北上才是胜利之情势，方才迷途知返而回军北上陕甘。同时，在湘鄂川黔边独立坚持斗争的红二方面军，因斗争形势的严重恶化，不得已也在贺龙、任弼时等的领导下离开根据地，历经艰险与磨难挥兵北上。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即红一、二、四方面军，终于在甘肃的会宁城实现了大会师。经历了诸多残酷斗争与浴火考验的各部队官兵眼含热泪，相互拥抱，热烈庆祝大会师的胜利实现。
这个来之不易的红军大会师，把全国不同地方的红军主力（其中还包含先期转移到达陕北的原鄂豫皖红25军，以及在当地坚持斗争的陕北红军）汇合到一起，凝聚到一起，团结到一起，克服了原先各地红军相互之间不太了解、指挥不够统一、行动不够协调的缺欠与局限，并吸取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教训，从而首次将全国红军统一在党中央的坚强正确领导之下。
虽然到达陕甘边会师时红军只剩下3万人左右，但这是一支战胜分裂而意志坚定、团结一致的队伍，是经过艰苦环境锻炼而不惧任何艰险的队伍，是能够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结果的红色种子。
红军长征胜利，不但摆脱了数十万敌军日日夜夜的围追堵截，令一心要将红军消灭于湘江两岸、金沙江边或大渡河畔、泸定桥端的蒋介石懊恼不已，而且还使各地红军如股股洪流汇聚一起，并转移到了全国注目之未来华北抗日战场的临近阵地。1937年7月，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数万红军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即刻东渡黄河，肩负着抗击日本侵略的历史使命，慷慨奔赴华北敌后创建根据地，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与敌展开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历史证明：人民军队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锻炼成长，又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发展壮大，仅八年时间，就发展成为拥有百万之众的人民军队，胜利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后又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千里跃进大别山，纵横驰骋克辽沈，逐鹿中原定淮海，战和并举收平津，千帆竞发过大江，摧枯拉朽扫残敌，以破竹之势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八百万军队，终于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人民江山。
所以说，红军长征的胜利，既是中国人民军队从仅余的几万人，发展到拥有一百万至数百万之众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从被敌铁桶般包围分割并遭受挫折，发展到党领导下的指挥统一、纪律严明、政治立场坚定的人民军队的历史转折点；同时也是将革命的武装斗争推向全国并进而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历史转折点。
三、红军长征胜利是中国革命从陷入危机到胜利发展的转折点
红军长征前，与党和红军遭遇严重危机的同时，中国革命的发展也陷入严重危机。曾经的中央根据地发展到包括江西、福建等省的广大区域，土地革命闹得红红火火，一派“分田分地真忙”的热烈景象，苏维埃政权成为工农大众心目中的一盏明灯。然而“风烟滚滚来天半”，随着蒋介石调动数十万大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教条主义者反而放弃红军正确的作战方针，终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导致辛辛苦苦创建起来的根据地丧失。为了保存革命的力量，红军主力只好撤出，曾经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苏维埃政权随之结束，于是，大好的革命局面也随之丧失，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着昔日的红色土地，无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逮捕、被枪杀，而在其他的革命根据地，也由于未能打破敌之“围剿”，并随着红军主力的转移而丧失。
中央红军的长征，被称为是“将共和国搬上马背”的远行。在红军长征中，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和毛泽东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气概，一路跋山涉水，斩关夺隘，首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这是中国革命将重获发展的弥足珍贵的坚强力量。
在红军长征前的近十年期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是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工农阶级的人民大众的革命，而红军在长征期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即日本帝国主义在吞并我东北地区后又步步紧逼，致使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这些大的背景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红军实行战略转移首求生存的同时，也进一步感觉到全国形势的显著变化。
所以，在红军战略转移中，党就逐渐地把求生存与挽救民族危亡的任务结合起来，把长征落脚点的选择及建立新的根据地与靠近抗日前线结合起来。所以，当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中央便顺应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新情势，深刻分析中国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及时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和新政策，实行将阶级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并在此大的方针指导下，反对张国焘脱离中国抗日浪潮而南下川康僻地的逃跑行动，耐心地劝导其率部北上，最终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从而将红军部署在了临近华北抗日前线的战略位置。
之后，随着中国抗战的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便顺利地实现了阶段性的转变，高举起抗日的民族大旗，英勇地站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潮头。抗战中，党进一步科学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包括中国革命所处的历史阶段，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前途、动力和领导力量、主要斗争形式等，从而形成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熟的系统理论，并不断地在实践中予以补充和完善。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革命再次进入下一个历史阶段，之后随着人民革命战争的凯歌行进，到1949年10月，即迎来新中国的成立。
所以说，红军长征的胜利，也是中国革命从陷入严重危机到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并取得全面胜利的历史转折点。
如今，红军长征胜利已经过去80年了，当年红军战士们艰难行进的足迹已渐渐在风雨中隐没，当年烈士们牺牲的荒野已生长和绽放出碧草红花，而当年硝烟弥漫的枪炮战场也已成为人们接受教育的红色旅游胜地，但岁月掩不住红军长征胜利所展现出来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点的熠熠光辉。同时，红军长征的伟大精神将万代流芳，并将激励和鼓舞后来人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实现振兴中华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