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从江西于都出发踏上漫漫征途开始长征。
从中央苏区出来后，往哪走？中央红军选择了往西走。因为南面有陈济棠，东面是大海，没有余地。向西是唯一的选择。长征伊始中央红军就走得很艰难，敌人设置了重重封锁线。在突破第四道湘江封锁线时，由于博古等领导指挥失当，使得红军在湘军和桂军夹击下损失惨重。12月1日，红军艰难渡过湘江，此时，中央红军已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中央政治局于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的会议上通过决议：放弃到湘西北与贺龙、任弼时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而向贵州北部进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一个星期后，中共中央在此地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革命危急关头，遵义会议挽救了党和红军。
一
在中央红军长征的两年前，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正遭受蒋介石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是1931年11月由第四军、二十五军组成，徐向前任总指挥、张国焘任政委（后改为陈昌浩）。面对30万重兵围攻，红四方面军不得已于1932年的10月12日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军部和主力2万多人开始西撤，两个月后，在陕西和四川边界创建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屡次打败刘湘的川军。川陕苏区实力达到顶峰，红四方面军扩大到5万人。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渡过长江在川、滇、黔三省创建新的根据地，为此需要活跃在川陕的红四方面军策应。1935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要求他们：“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于3月28日离开川陕根据地，强渡嘉陵江，至4月21日，攻克北川城，占领了嘉陵江以西大片区域，也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在红四方面军踏上长征征途之际，中央红军已经渡过金沙江，准备经西康省的东南面，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5月下旬，红一方面军飞夺泸定桥，胜利通过天险大渡河，翻越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向西北过来。6月12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到达懋功东南的达维镇，此时，李先念已带领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在此迎接。6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了第一次会合。
早在两军会师前，双方已经就战略方针问题开始交换意见。6月16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通电，毛泽东提出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机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则在岷江以东，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17日，张国焘回电中央称：由岷江向东或向北发展困难大，提出从阿坝过草地西进北上，向青海、新疆发展或向南进攻。18日，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指出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入甘、青困难极大，几乎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崃、大巴南下，即使一时得手，也难以继续有前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向北，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张国焘为代表的红四方面军要向南，在川西创建根据地。在两军会师，红军队伍壮大的欢庆氛围下，另一种气氛也初现端倪——关于战略方针的分歧。分歧的种子在嘉陵江战役取得胜利后已经埋下，当时，红四方面军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新区，形势对红军极为有利。但张国焘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把所有部队、机关全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这一行动，是由于他看不到坚持川陕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策应中央红军的重大作用，这种右倾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在战略行动方向上与中央发生严重分歧。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作了报告，指出关于建立新根据地的条件必须是：地域广便于机动、群众条件好、经济基础好。目前的松潘、懋功地区不具备后两个条件，鉴于此，党中央决定前往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关于行动方针，向南不可能，岷江东岸有敌兵力130个团，西北大草原无处藏身，可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北向甘肃，去川陕甘。张国焘在会上也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确定北上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总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深入发展革命运动，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6月29日，中央军委制定了以夺取甘南，赤化川陕甘为目的的《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一举击败胡宗南，控制松潘地区作为北上通道。考虑到会合后红四方面军实力（两个方面军会合后总兵力10万余人，中央红军有2万余人，红四方面军有8万余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
两河口会议后，回到理县红四方面军驻地的张国焘马上表示了对中央的不满，于7月1日致电中央，提出“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张认为北上决定是右倾。李富春等组成的中央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驻地慰问，张国焘当着李富春的面要求“充实红军总司令部”。7月9日，张国焘掌控的川陕省委，又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要陈昌浩出任总政委，敦促政治局“速决速行”。7月10日，中央红军进至芦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致电张国焘，让红四方面军各部速调速进，分路迅速北上，并要求张国焘、陈昌浩速到芦花集中指挥。虽然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但会后即提出了完全相反的南下川康边主张，并借口“统一指挥”“组织问题”，不顾中央的多次催促仍按兵不动。
为了督促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迅速北上，7月18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让出总政委职位改由张国焘担任，增补陈昌浩为军委常委。三天后，7月21日中央政治局芦花会议召开，中革军委又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此后，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
二
红军内部的分歧暂时解决了，但也因为时间耽搁错失了通过松潘的机会。此时，胡宗南部的主力已集结松潘地区，薛岳部也由雅安向胡靠拢，川军占领了懋功、北川、茂县及岷江东岸地区，对红军的封锁基本完成。8月3日，中共中央被迫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制定《夏洮战役计划》改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红一、四方面军混编成为左、右两路过草地北上，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从卓克基经阿坝北进，红军总部随左路军行动；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从毛尔盖经班佑北上，党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8月15日，左路军先头纵队开始从卓克基地区出发，穿过茫茫草地，20日到达阿坝地区。18日，右路军先头部队向班佑开进。行军途中张国焘再次提出改变战略方向，提出北进夏河后变原计划向东（陕西）发展为向西（青海）发展。中共中央于8月20日在毛儿盖又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强调要实现建立川陕甘苏区的计划，目前需集中力量控制洮河东岸，粉碎兰州、松潘封锁线；针对张国焘的西进错误主张提出了严肃批评，认为“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偏僻地是不适宜的，是极不利的”。21日右路军开始过草地，经过六天六夜艰苦卓绝的行军，右路军终于走出了茫茫草地。8月底，右路军全部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并攻克包座，打开了北上之门。
此时张国焘借口各种困难，再次停止北上。8月24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张国焘称，目前主力向西或分兵西宁均不妥当。左路军占领阿坝后，要速向右路军靠拢，（两军）速出甘南。中共中央电告朱德、张国焘，指出左右两军的行进方向：右路军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江地段，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东岸，然后并力东进。9月1日，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建议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同日张国焘率左路军一部从阿坝出发，向中央所在地班右、巴西地区开进。9月2日，张国焘到达噶曲河附近，致电中央，以河水上涨无法渡河为由，停止前进。
9日下午，张国焘给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发来密电，令其率右路军南下，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央。幸运的是这份密电被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并转交给毛泽东，避免了更大危机的出现。9月9日深夜，张国焘再次电令右路军南下后又致电党中央坚称北上困难，顽固坚持南下，再次拒绝北上。
9月10日凌晨，中央紧急率红一、三军先行北上。自此，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一个向北，一个向南，分道扬镳。中央在北上的同时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绝路，号召全军“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同日致电张国焘，要求左路军迅速北上。并致电右路军，“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11日，党中央又致电张国焘“指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张对中央的命令置若罔闻，反诬党中央率一方面军主力北上为“逃跑”。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俄界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分裂党、红军的错误和部队整编问题。为教育和争取张国焘，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仅传达到中央委员，并未向全党公布。会后这支继续北上的队伍改编为红军陕甘支队。
9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说红军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煽动对党中央正确方针的怀疑和不满；15日，张国焘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左路军先头纵队和右路军的第四、三十军，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地区南下，再次通过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10月5日，张国焘在理番卓木碉召开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中央，彻底走上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道路。
三
在北上红军完成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的时候，张国焘率领南下红军，连续攻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前锋逼近邛崃县境，战火直逼四川军阀大本营成都。川军总司令刘湘集结了80个团来对付红军的15个团，百丈决战红军虽然毙伤敌军1.5万余人，但自身伤亡也近万人，被迫撤至名山西北地区，由进攻转为防御。1936年2月初，薛岳等部6个师和川军主力，开始向天全、芦山地区压境，南下红军主力不得不转入西康境内，至此南下方针失败。2月11日至23日，红军全部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达维、懋功地区向西北转移，英勇的红军战士战胜了缺衣少食、极度寒冷的困难，翻越海拔5000米的雪山折多山，3月15日占领甘孜，至4月上旬才暂时避开敌人，红军已由南下时的8万多人减至4万余人。此时，红二、六军团正转战滇西北地区，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南下的四方面军决定原地休整，等待红二、六军团。
在张国焘执意率部南下期间，中共中央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仍在继续作斗争。1935年9月14日，北上途中的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率军北上只是为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12月5日，在张国焘宣布另立中央自称主席两个月后，张给中共中央致电竟狂妄的宣称：“此间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文，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的名义；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鉴于张国焘的分裂党的行径，党中央于1936年1月22日作出了《关于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电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并在全党公布俄界会决定。同时决定让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张浩（林育英）做张国焘的工作。1月24日，张浩致电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共产国际不承认其第二“中央”。迫于形势，张国焘于27日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央路线”。5月，东征的红一方面军回到陕甘苏区，此时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已是一片高涨，陕甘“剿共”主力胡宗南部被调往湖南，甘南地区敌人力量比较薄弱，中央连连电告张国焘，要红四方面军在同红二方面军会师后，趁此机迅速北上甘南，同红一方面军共创西北抗日根据地。
南下的种种失利、党中央的正确指示以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质疑，使得张国焘的分裂之路再也无法继续下去。1936年6月6日，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并于10日复电党中央，表示同意北上。
7月2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甘孜，随后共同北上。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红一、红四方面军再次会师。22日，红二方面军（甘孜会师时，红二、红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静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中国红军的三大主力部队全部完成了伟大的长征！
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批判，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会上，张闻天说：“犯了错误的同志要不走到党外去，变为党的叛徒，除非自己下决心同自己的错误斗争。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坚持自己的错误，结果必然会走到叛徒的道路上去。”果不其然，1938年清明节，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际，离开陕甘宁边区，叛逃到了国民党方面，从而彻底走上脱党叛变的不归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