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贵刊今年第五期刊登的《周恩来与上海》一文，我想起了一些往事。
1946年，我在上海海光小学（今向阳小学）当老师，学校的教导主任张琼和丈夫李复云（原名贺恕）都是建党初期入党的老党员，当时住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一个洗衣店里的小亭子间内，虽然夫妇两人失去了党的关系，但他们没有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张琼则在学校里尽量保护中共地下党员。1946年10月19日，周恩来到上海辣斐大戏院（后改为长城电影院）参加鲁迅逝世10周年纪念会，会后专程去看望贺恕夫妇，并欢迎他们归队。不久贺恕病逝。1948年张琼重新入党，党龄从大革命时算起。
1960年，我姐姐祝敏在华东医院住院，要动大手术。隔壁病房住着一位资深的牙科大夫姓袁，一次，周总理来上海看望袁大夫，袁老把我姐姐的情况告诉了周总理，总理竟然走到我姐姐病房安慰她不要害怕，说邓大姐也动过大手术，还和她拉起家常，问她有几个孩子，身边有没有孩子的照片，我姐姐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总理临走时，送她一盒当时十分稀缺的友谊商店的巧克力。孩子们吃完了巧克力，盒子一直没舍得丢。
1973年，总理已经重病在身，他奉命接待法国总统蓬皮杜，邓大姐也随机来沪，我当时是上海市委办公厅招待处副处长，有幸参加了这次接待任务。总理看上去很清瘦疲惫，但握手很有力，总理的保健医生张佐良无法对我们直言总理重病在身，但我们看得出，张医生很担心总理的健康。总理用餐很简单，厨师徐金宣告诉我，总理喜欢吃上海的咸菜炒毛豆子、百合汤当夜宵，可是供应站没有，那时天已很晚了，我记得家里还有两只百合，忙骑了自行车回家去拿来给厨师。总理很关心工作人员，常利用吃饭的时间和服务人员聊天，他知道服务员何文英有五个孩子，但只有一间房，他多次关心问房子解决了没有。服务员小倪来自浦东农村，总理问她爸妈身体可好……总理陪外宾活动，我陪邓大姐去看望宋庆龄先生，邓大姐告诉我，她和总理在上海虹口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住过，当时她怀了一个男婴，因预产期早过，难产胎死腹中，从此再也没有孩子。
外宾接待任务结束，总理到机场送行，正逢大雨，警卫人员要为总理打伞，总理说，你们看那么多欢送的孩子们都在雨里淋着，我怎么能打伞呢？回到宾馆，总理的衣服已经全部湿透了。何文英要总理赶快换洗，总理换下的衬衣领子和袖口是新换上的，看上去很新，衣身却已是很旧很旧了。周总理和邓大姐住的茂名南路58号文化俱乐部院子里有几棵上海蜜梨树，果实又甜又嫩。总理和邓大姐喜欢吃，接待任务结束后，我们装了一纸箱蜜梨让他们带回北京，邓大姐知道后，一定要付钱，我们也不得不收下。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接待敬爱的周总理。
1976年1月8日，传来了总理逝世的噩耗，大家悲痛极了，我们招待处就在文化俱乐部和东湖宾馆大厅里设了灵堂，纪念敬爱的周总理。一晃40年过去了，周恩来总理，您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