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10日，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军事家、人民军队的创建人之一、新四军首任军长叶挺将军120周年诞辰纪念日。笔者作为一名新四军老战士，试图从叶挺在皖南事变前后的思想和行为轨迹来展现他的英雄本色和伟人风骨。
相忍为国 勇敢担当
1941年1月上中旬，由国民党蒋介石一手策划，密令7个师8万多人的国民党军队，向奉命北移的我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人，进行“围歼”并扣押与之谈判的叶挺军长，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历史事实表明，从1927年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推行限共、剿共、灭共的反共政策，从没有收敛、停止过，只是有时变换手法与形式而已。皖南事变正是这种反共政策的延续和发展。1940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也是最为艰难的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拖欠军饷、拒发枪弹和开拔费的情况下，一边强令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必须于1940年12月31日之前北移到黄河以北去，一边紧急调兵遣将，向我皖南新四军部队压缩、包围，妄图一举歼灭。
中共中央为维护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局面，仍然顾全大局，相忍为国，同意新四军北移。在何应钦再次发电诬陷、责难新四军，催促开拔，但对新四军所提合理要求一概予以拒斥时，广大指战员群情激愤。叶、项军长马上出面作解释，要求大家“顾全大局，不要逞一时之感情，斗一时之意气”。由于新四军在序列上隶属于国民党第三战区，有关北移的路线、时间以及提请友军让道，确保安全等具体问题就得与第三战区交涉。叶挺勇担重任，不辞劳苦，奔波于云岭（军部驻地）与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之间，或云岭与泾县之间，跟顾祝同、上官云相等商谈，提出正当要求，驳斥国民党方面对新四军的诬蔑和无理要求。
国民党方面做手脚，施阴招，欲陷新四军于万劫不复之地。如北移路线问题，前后答复不一致，反过来指责新四军违抗军令。更阴险的是，他们还通过广播等渠道，故意泄露新四军的北移路线，妄图借日寇之刀杀人。1940年11月下旬，新四军许多高级干部考虑到叶挺的安全，提出“请叶军长先离开皖南”的要求。叶挺则坚决表示：“我不能离开部队先走，我不能离开这里的同志！”
1941年1月5日，皖南事变的枪声已经打响。叶挺不予理会，还在致电蒋介石、顾祝同，吁请友军“推让道之高风”“以保全抗战力量”，表明了新四军奉命北移、团结抗日、报效国家与民族的坚定决心。1月9日军部到高坦时，国民党军轮番向我军阵地发起攻击，局面有些失控，项英等少数人离队出走，指战员们议论纷纷。叶挺站起来说：“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的处境很困难，军部是有责任的，但现在不是争论是非的时候。”话后，叶挺及时将项英等出走之事，电报了党中央和中原局。中原局刘少奇复电叶挺、饶潄石：“望你们极力支持，挽救危局……”叶挺临危受命，指挥高坦激战。在做战斗动员时，他说：“为了抗日，为了民族生存，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现在是我们每个人献身的时候了，让我们为革命、为无产阶级流尽最后一滴血！”
眷顾兵民 真情大爱
叶挺对战友部属、对广大民众却始终关爱有加。
在决定撤离皖南北移之时，新四军编印的《抗敌报》告别号上，发表了由叶挺领衔签发的《新四军为离开皖南敌后告皖南同胞书》，情真意切，表达了叶挺对皖南父老乡亲的赤诚大爱：
“三年和你们共患难，同生死，喋鲜血，抛头颅，抗强敌，保山河，而我们也在你们的爱护支助之下壮大起来了。但是，今天我们又奉命要进军敌后了，我们将与三年来相依为命的皖南八百万同胞分别了”“为了坚持团结抗战，为了粉碎敌寇和投降派挑拨内战的无耻阴谋，为了尽力避免亡国惨祸，我们不得不毅然决然离开三年来久守屡战的皖南，我们不得不怅惘地离开你们。”
叶挺军长和新四军广大指战员的爱民情怀跃然于这《告皖南同胞书》上。
叶挺不惜冒着风险保护、关爱参加新四军、积极抗战的革命文化人士。皖南事变前不久，叶挺打电话给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钱俊瑞，告诉他：“据确切消息，重庆已密令战区各部队，对你个人及其他较重要的几个文化工作者，恐有所不利，其罪名是未经军委会政治部同意，擅自在战地办理文化事业。你们还是搬一搬家吧。”第二天一早，钱俊瑞和著名音乐家任光先生就应叶挺之邀，住进了军司令部里。当突围战事吃紧时，叶挺又告诫社会学家朱镜我和音乐家任光，抓紧化装后住到老百姓家里去，伺机转移。可惜的是，这两位后来在突围过程中都不幸牺牲了。1941年1月10日军部移到石井坑后，调整了战斗部署，要求5团占领有利地形，各单位收容失散人员，购买粮食和牛、猪等副食品，改善一下生活。但此时的小山村根本买不到多少粮食、副食。最后，叶挺带头宰了自己心爱的战马，分给战士们吃，算是“犒劳”跟随自己浴血奋斗的战士们了。此时，指挥部叶挺军长身边已没有战斗人员，呈现出弹尽援绝之态。可是他还是只想到别人，让钱俊瑞等文化人准备便装，设法分别走脱。
叶挺被囚禁期间，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表示：“将所部被俘干部不问党籍何属，概予释放，复其自由。彼辈在此次意外行动中，概奉挺令而行，无责可言，且其党籍问题在挺部合法存在之日，不属违法。在事败被俘之后，假若横加追究，备受折磨，于法于理于情，均欠恰当。挺闻之，凡自爱其人格者，必能尊重他人之人格；凡宝贵自己之政治节操者，必能尊重他人之政治节操……挺愿以一死为部曲赎命。”
坚守信仰 心永向党
1937年11月18日叶挺如约飞抵延安，毛泽东亲自主持欢迎叶挺将军干部大会，并致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叶挺在致答谢词时表示：“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后来，在新四军军长任上，指挥全军抗击日寇的战争中，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破坏合作抗日，特别是皖南事变突围战斗中，充分表现了坚定不移跟党走，革命到底不回头的精神。
在出师不利、突围遇到重创、项英离队并又返回的那天晚上，叶挺提出决死战场，“创造第二个‘黄花岗’，创造共产党人的光辉”。在党的军分会扩大会议上，对项英等少数人离队出走进行了严肃批评。会议提议军队的一切部署都由叶军长主持。叶挺表示：“只要是党的决定，我没有不拥护的。”1941年1月11日被国民党军团团围困的皖南新四军部队，在叶挺的指挥下仍顽强坚持自卫战斗。叶军长对指战员们说：“我们在这里即使全部牺牲了，将来在中国革命史上也会写下光荣的一页。大江南北还有新四军的队伍，革命是不会失败的，革命的火焰是不会扑灭的。”1月12日中共中央致电叶挺、饶漱石：“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叶挺看完电报，泪流满面地说：“党是相信我的。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我们一定要坚持战斗下去，从我起，直到每一个战士、炊事员、饲养员，就是最后只剩下一人一枪，也要和蒋介石、顾祝同这些卖国贼打到底！”1月13日叶挺在部队成建制突围转移无望的情况下，下令分散突围，并以革命者特有的豪迈气魄对大家说：“革命的烈火是永远扑不灭的，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
1941年1月14日上午，在突围战斗的最后时刻，叶挺组织手枪队发起冲杀，希望冲出石井坑，但未成功。饶漱石要叶挺去与国民党军谈判。叶挺不同意，说：“我们现在是败兵之将，根本没有谈判的条件，我是坚决不能去的。大革命失败后，我离开党已经10年，这是个惨痛的教训。”饶漱石说：“不是你自己要去的，是党派你去的。”叶挺沉思，仍不愿去谈。饶再说：“这是军党委做出的决定，我负完全责任，你只管去谈判。为了保存党的干部，减少牺牲，你应该去。”叶挺这时表示：“如果是党决定派我去，我就服从。”此后，叶挺一行12人下山谈判，全部被国民党军队扣押、囚禁。
在被监禁整五年后，1946年3月4日叶挺将军获释。出狱仅10个小时，叶挺即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7日中共中央复电：“亲爱的叶挺同志：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这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与组织长期“失联”，而理想、信仰没有动摇的叶挺同志，就是一名无产阶级先锋队成员，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
拒降斥诱 彰显风骨
1941年1月14日叶挺将军谈判被扣，17日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李村监狱，后又辗转移关押多处监狱，长达5年之久。期间，蒋介石对叶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妄图使之成为玩弄于手掌之中的一枚棋子。可是叶挺则针锋相对，坚持斗争，在狱中锻造了铮铮铁骨，树起了光辉旗帜。
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先按蒋介石的意图对叶挺说：“这次皖南的事，你没有责任，希望你说几句话，说明这次事件的起因，是共产党员项英没有服从统一军令和政令……”叶挺当即打断顾的话指出：“不对！这不是事实。”“我是军长，一切由我负责。我的下级是无罪的，他们完全服从我的指挥。所以，这次被俘的全体官兵，你们都应无条件立即释放。”顾祝同心犹不甘，继续“背书”说道：“叶军长，你又不是共产党员，何必要代人受过呢？委员长关心你，只要你声明一下，事变的责任不在政府，而在中共，便可以恢复自由。”叶挺闻言拍案而起，说：“我替谁受过？共产党又有什么过错？我是新四军军长，一切由我负责，谈什么‘代人受过’？！”
国民党封官许愿，叶挺严词拒绝。顾祝同于是搬出主子蒋介石的旨意，企图以加官进爵来诱降。顾说，委员长很器重你，关心你，只要你配合政府“将以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一职相屈，我们可以合作抗战嘛！”叶挺慷慨陈词：“当今国家危难存亡之秋，我叶挺只想抗日，别无他求。你们反复无常，不顾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诺言，陷害新四军。你们放我出去，恢复我新四军军长职务！”
顾祝同指使叛徒来现身说法“做工作”，想以此挽回一些脸面，还是碰了一鼻子灰。当叛徒、新四军原参谋处长赵凌波来到面前时，叶挺听其言，观其状，知道赵已经叛变，便怒火中烧，站起身来，使劲朝赵的脸上一连打了好几个耳光，一边骂道“你满身污臭，滚，马上滚开！”一边端起板凳砸过去，吓得自讨没趣的叛徒灰溜溜地退走了。这几个耳光，不仅打在了叛徒的脸上，同时也打在了顾祝同们的心上：他们黔驴技穷，对叶挺再也无法可施了。
战场上的叶挺是叱咤风云的将帅，牢房里的叶挺同样是铁骨铮铮的硬汉。狱中的叶挺想到了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想到了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在囚室的窗前，在玻璃上叶挺写下“坐牢一个月，胜读十年书。”又在左侧的墙壁上写下“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正气压邪气，不变应万变。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1941年8月，蒋介石下令将叶挺从上饶集中营转移到重庆渣滓洞监狱关押。这一关就是4年多。1942年11月21日，叶挺以“六面碰壁居士”的落款，写下了著名的《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呵，给尔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这是一曲叶挺将军崇高人格的颂歌，一曲千古绝唱，至尊至伟；这也是一柄刺向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刺向一切反人类旧社会制度的利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