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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饶集中营女生分队的日子

大江南北 2022-12-03 09:00:00

  李锦老人,是现在唯一尚在世的茅家岭暴动幸存者,目前住北京,已99岁高龄了。

  1937年“七七” 抗战爆发,14岁的李采芝(李锦)随着她的大哥李祖平(李光言)、二姐李幼兰(李又兰)等,参加了镇海县小港镇抗日救亡宣传队和救护队。 1938年3月,她在江西南昌参加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曾在皖南前线做过民运工作,在战地服务团第3队随叶挺军长夜渡长江到皖北新四军第4、第5支队慰问演出和做群众工作。1941年1月皖南事变,她被俘囚于上饶集中营。在集中营时她和战友纪培陵(纪白薇)曾两次越狱(其中一次是著名的“茅家岭暴动”)都被国民党军抓回去……她那不幸的遭遇和对革命的忠贞,就像一部情节跌宕起伏、内容曲折感人的戏剧。以下是李老的叙述。

  皖南事变时,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到安徽泾县3团驻地做民运宣传工作,动员老百姓参军抗日,对突发而来的事变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所在的部队跑散了,我身边的一些同志牺牲了,邹兆华同志就在我的身旁,被流弹打中头部牺牲,这颗子弹同时打中另外一个同志的腿部。我在密集的子弹下幸运地生存下来,虽没有受伤,但被国民党军队抓起来,关进了上饶集中营。集中营的周围圈着铁丝网,隔绝了被囚者和外界的一切联系。

  集中营里庆“七一”

  转眼我们到上饶集中营这个人间地狱将近半年了,时间并没有磨灭我们的革命理想和热情。每逢佳节倍思亲,临近“七一”中国共产党诞辰20周年纪念日,我们非常眷恋新四军的团结、友爱、紧张、活泼的生活,想念着我的好战友以及和我一起参军的姐姐、哥哥。我尤其想念王于畊、林琳、张茜等同志,从南昌到皖南,我们真比亲姊妹还亲。我们几乎每天同声高唱抗日歌曲,在南昌到兰溪的列车上,我们做着“碰球” 游戏,那欢声笑语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们几个党员,不约而同地谈起“七一”快到了,要好好纪念一下。现在我们落在敌人的魔掌中,既不能挂党旗、贴标语、喊口号,也不能发表演讲、出刊墙报,我们只能采取隐蔽曲折的方式,来纪念党的生日。

  “党旗是红的,我们的心也是红的,就在吃饭时让大家吃点红辣椒、红腐乳,大家看到了红色,一定会想起党的生日。”记不得谁想了这么一个好主意。红辣椒、红腐乳很便宜,有几个铜板就可以买一碗。我们凑钱买了一些红辣椒和红色豆腐乳。我们平时吃的是空心菜汤、豆芽汤,“七一”晚上,大家看到增加了红辣椒和红腐乳,十分惊奇。有同志问:“这是怎么会有的?谁买的?”

  “今天是什么日子?你想想!”纪白薇对正在疑惑不解的一个同志说。

  “啊!我知道了!”那位同志一边动筷子夹起一个红辣椒,一边禁不住滚下了热泪。

  大家商量,“七一”晚点名前,我们要开好一个晚会。要开得热烈、高兴,谁也不要忧忧郁郁、悲悲惨惨的。

  “七一”晚上晚饭后,大家照例坐在院子里的大树下,30多人围了一个圆圈。有人把旧军装里的破棉絮捻成棉线,徐徐地转动着木棍制成的纺锤,有的在用棉线打袜子。

  我们先唱《新四军军歌》,又一个接一个地唱着抗日歌曲:《八路军军歌》《在太行山上》……把在部队时唱过的歌唱个遍,唱得大家心中无比痛快。唱歌后就像在部队里一样,做“碰球”游戏。大家故意把代替绣球的手绢甩到音乐家任光的爱人徐韧同志那里。徐韧的音乐修养很好,声音甜润。她是广东人,在上海长大,不但会说广东话、上海话、四川话等好多方言,德语水平也非常高。当手绢落到她的身上,她先用各种方言说几句使大家发笑的话,最后,她用德语悲壮地唱起《国际歌》。这调子同志们都熟悉,但愚蠢的特务却茫然无知,他们更不知道我们竟会在屠刀下,巧妙地纪念了中国共产党的生日。

  父亲冒险探视

  在集中营,人身没有自由,通信也要经过敌人的检查。入狱后我一直设法与父亲通信,以后通过他人转信才联系上。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老人家竟会冒险到集中营来看我。
1941年夏末秋初的一天,我光着脚丫排着队去祠堂里听课。路上,我看到几十米外,一个老头儿向队部走去。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竟然是我的父亲!他光着头,穿着宽大的中式灰黑色短衣。我的心忐忐忑忑地跳个不停。父亲怎么会到这个鬼地方来呢?

  在祠堂里的我更是心神不宁,过了一会儿,队部的传令兵来叫我:“李瑞芝(我在监狱里的化名),队长有事找你,回队里去!”

  我跟着传令兵走进了队长曾恭生的办公室里,这是一间不大的堂屋,有桌子和凳子,我看见父亲坐在那里。我故作镇静地说:“报告队长,有什么事?”

  曾恭生说:“你家里有人来看你!”

  当时,我十分担心,脑子里一直在想:“要是曾恭生问我这个老头儿是谁,我该怎么回答呢?要是我说的和父亲说的不一样怎么办呢?”我忍不住问我父亲:“您老人家贵姓?”

  父亲转过脸来对我说:“唉!我这么远来看你,怎么连二伯父也不认识了?你的记忆可太坏了!”我急得脸上发热,说:“我不记得您了!”

  我这一问就像黄蜂蜇在曾恭生头上似的,他的脸色立即变了,满脸通红,青筋突起,用手在桌子上猛地一拍:“你们搞的什么鬼?你到底是她什么人?”

  我的心突然抽紧了。可是老父亲却依然很镇静,他带着笑脸说:“长官,长官!你别生气。我看到她时,她只有这么高。”父亲用手放到比桌子高一点的地方,比划着,接着又说:“现在她长得像个大姑娘了,难怪她不认识我了。”曾恭生听父亲说得合情合理,也就相信了。

  父亲讲的是宁波话,我听得懂,曾恭生可听不懂。父亲告诉我哥哥在哪里,姐姐在哪里,还告诉我淳安县有什么人等等。他还特别提醒我:上饶的中国农民银行有个何主任,可到他那里去拿钱。父亲说了这么些人名和地址我都搞不清,但我知道他在暗示我:设法跑出去,再到这些地方去找他们。

  “就这样吧,再见了!”父亲对我说。然后他又向着曾恭生表示谢意,辞别而去。我望着他那高大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初秋田野间的小路上。想着慈祥的老父亲,冒着生命危险来集中营看望女儿,越想越伤心,当我回到自己的床上,禁不住扑在被子上失声痛哭,许久都没敢对任何人说起父亲来看我的事。

  第一次逃跑

  过了一个冬天,春风吹绿了集中营周围的山野和田地,四月的杜鹃花含苞待放,我们依然像失去自由的鸟关在集中营这个大笼子里,但我们多么渴望飞出牢笼。

  有一天,我终于把父亲来看我的事告诉了好朋友纪白薇:“小纪,我们这样待下去不是办法。去年我父亲来看我,告诉我可以到上饶去找农民银行的何主任要钱,我们一起逃跑吧。”1938年我在军部服务团和纪白薇相识后就成为好友。要抗日,要把侵略者赶出中国,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年轻、充满朝气、不怕困难、不怕死是我们共同的特点。她原是新四军政治部机关的政治指导员,稳重老练。我认为她比我成熟,要想跑出去必须和她商量。

  “我已经看到了女特务副队长有军官服在枕头下,想出去就得准备好衣服。像我们这样,穿了破旧的军衣跑出去,很快就会被抓回来的。”纪白薇和我想着怎样才能跑出去。
这时,集中营由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军官大队改编为“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特务军官有的留、有的走,他们似乎各有各的心事,常常打麻将赌钱。女生分队从来没有人逃跑过,管理就有些放松。我和纪白薇都认为这是逃跑的好机会。我想只要弄到女军官的服装,和纪白薇一道化装成两个女军官就可以跑出去了。我们开始观察周围的地形,发现女生分队宿舍后面的女厕所是用草帘子作为遮挡物的,人可以从草帘子钻出去。我们决心利用上厕所的机会逃跑。

  于是当女分队长程瑛不在的时候,我趁着没有人注意把军官服偷了出来。我们在厕所换上女军官的服装,从草帘子钻了出去,跳了下去,有一丈多深,幸好下面是一块旱地,土壤比较松软。我们急忙朝上饶方向走去,前面遇到了一条河流,既没有桥梁,也没有船只。我们问到一个老乡,他说去上饶得绕行。这样,我们到达上饶时天色渐晚。

  在上饶,我们找到了中国农民银行的何主任,我赶紧告诉他,是我父亲李善祥要我来找他的。他看到我们这个模样,十分震惊,忙问我们要他帮助什么,我们说需要借钱,他主动说可以借300元。

  我们把300元钱放进口袋转身就走,连个“谢谢”都忘了说。我们到路边一个厕所,把钱藏在内裤里。刚刚从厕所出来,就碰上来抓我们的国民党的特务队长,他从腿上解下绑腿把我们绑了起来,把我们先关在农民的谷仓里,后作为顽固分子又转关在茅家岭监狱。

  茅家岭暴动

  茅家岭监狱是一座庙宇改建的,想从这逃跑,可不容易,但我们并不为失败、困难和威胁所吓倒,仍一心要逃出去。这里关了几十个坚强不屈的新四军战士,他们组织了党小组,悄悄地策划暴动,和我一起参军的战友李维贤暗地把这一信息告诉我,我毫不犹豫地表态,要和战友一起战斗!我们还把侥幸藏匿的钱分给大家,这救命钱帮助很多人逃了出去。

  我和纪白薇是“5月25日茅家岭暴动”中仅有的两名女战士,跟着男战友冲出牢房后,一路相互搀扶,奋力奔跑,谁也不肯丢掉对方,跑过稻田时,我的鞋子陷在泥里,为了跟上队伍,我就光着脚跑,纪白薇拿出她上了底的袜子给我穿上,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捕。但男同志身强力壮跑得快,我们和他们失散了,在山里转了11天后不幸被当地国民党乡丁抓住,关到上饶县看守所。这时日军已经打到上饶附近,上饶集中营匆忙向福建撤退,他们还没忘记向上饶县政府发出密令:就地处决李瑞芝等六人。幸运的是上饶县的周姓县长权衡利弊,没有立即执行。我把这一情况赶快写信告诉父亲李善祥,父亲知道后很着急,立即开始营救活动。几经周折,才通过自己学生的弟弟艾中全(专做国民党上层人物工作的地下党员)联系国民党政府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参议、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江南行署政务处处长的王艮仲出面保释。我告诉父亲,请他保释的是两个人。纪白薇因在皮岭地区被俘时,就化名为纪皮陵,集中营的特务队长将“纪”误写成“季”,之后几经转抄又将“季”写成了“李”,多次转移“纪皮陵”成了“李培陵”,姓名写错刚好给我们以堂姐妹相称提供了条件,父亲也就名正言顺地将女儿和“侄女”同时保释出来。

  我们死里逃生出狱后,又立即重返抗日前线。我回到新四军四明山的三五支队, 组织上把我安排在鲁迅学院学习,后分配在浙东报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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