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是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抗日武装，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与一切旧军队完全不一样。在日军猖狂进攻，国民党正规军纷纷后撤，沦陷区人民失去军队和政府的保护，处于水深火热之时，新四军这支队伍，带着落后的武器，却勇敢地挺进敌后，使老百姓又看到了自己的军队，在他们心中升起了不当亡国奴的希望。
新四军开到哪里，抗日的歌曲就唱到哪里；新四军住到哪里，就和哪里的群众打成一片。替房东挑水、扫地、抢种抢收。新四军以严明的纪律，不拉夫、不派款、不扰民，取得群众的信任。新四军以蒋家河口、韦岗等一系列初战的胜利，鼓舞军民的胜利信心，使他们看到新四军是坚决抗日的部队，是敢于抗日的部队。流传的旧民谣“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很快改成了：“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新四军所到之处，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参加新四军的动人情景随处可见。
抗日根据地许多青年因羡慕新四军官兵平等、热爱人民、抗日坚决，而积极要求参加新四军。江苏宜兴姑娘陆辉，家里经常住着新四军。她说：“新四军来了老百姓就感到很安全，他们每天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水缸里的水挑得满满的。他们教唱抗日歌曲，做游戏，个个都是快快乐乐的。”她心里很是羡慕他们，于是参加了新四军。
后来担任淮南银行行长的龚意农说：“1939年的春天，大概是3月份的一天，新四军4支队的一个团，开到了合肥的青龙厂，这是我直接接触新四军的一天。当时，我的感受很深。这支人民军队严明的纪律、艰苦朴素的作风、亲密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真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他积极为新四军筹粮筹款，动员两个侄子一个侄女参加新四军，后来成为新四军干部。他的胞妹龚夕涛担任妇抗会长，子女年幼就参加儿童团，长大后又都参加了新四军。
1943年3月，新四军第3师第7旅第19团2营4连为掩护主力转移，在刘老庄与进犯日军血战终日，全连82人全部壮烈牺牲。刘老庄地区的82位农家子弟重建了一个刘老庄连。
国难当头，不只“好男当兵”，许多农村姑娘、城市女工、女学生、富家小姐，也纷纷投奔新四军，成了新四军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活跃在新四军宣传文化、医务卫生、党政工作等战线的女兵，总计有数千人，她们在抗日烽火中锻炼成长为巾帼英雄。有在临刑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的杨瑞年；有为掩护老乡挺身喊出“我是新四军，不准伤害老百姓”的吴秀瑛；有以生命掩护伤病员的医生李蓝丁；有负伤而生命垂危时对看望她的战友说“革命流血不流泪”的李珉；有刘胡兰式的女英雄喻尊霞、李敏，等等。
皖中的吕惠生，因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工作，被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列入黑名单。1940年2月上旬，吕惠生得悉无为当局准备逮捕他的消息后，便带着妻子和大女儿吕晓睛，儿子吕其明、道立、学文连夜投奔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吕惠生后来担任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皖中行政公署主任，其子女都参加了新四军文工团。吕其明后来成为人民音乐家。
朱镜我偕妻子赵独步(到皖南后改名赵霞君)及儿女参加新四军。朱镜我任新四军政治部宣传教育部部长兼军部刊物《抗敌》杂志主编。赵霞君先任《抗敌报》明码新闻稿译电员，后为新四军抗日军人子弟学校教务训导主任。
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上海的“租界”被日军侵占。坚持上海“孤岛”斗争的“左联”作家阿英，上了日军的黑名单遭到通缉，他们一家6口在地下交通员护送下，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来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阿英从事文化工作，其子女都参加了新四军第3师鲁迅艺术工作团。
安徽天长铜城镇以行医为业的开明绅士李济生一家，前后有长子李茂元、长儿媳樊琦、二子李呜涛、二儿媳朱兰芬、三儿李牧耕、五儿李茂林、六儿李默声、四女儿李茂兰、四女婿李超9人先后参加了新四军，有从事医务工作的，有从事文艺工作的。
曹维廉原为上海欧亚航空公司无线电机务员，他毅然放弃每月高薪，于1938年投奔新四军，在军部从事电讯机务工作。在他的影响下，三个弟妹曹维新、曹维礼、曹维真先后参加新四军。史沫特莱对他们兄妹四人进行了采访，并撰文寄到国外报刊发表，以宣扬中华儿女的抗日决心。
沦陷区是日军铁蹄下的人间地狱，有的因房屋被炸毁，亲人被杀，无家可归，成了难民；有的因学校停办而失学，工厂倒闭而失业。青年们目睹日军侵华的种种暴行，不愿做日军统治下的亡国奴，冲破重重封锁线投奔新四军。上海是华中地区沦陷最早的城市，从这里通过各种渠道投奔新四军的，前后共有两万多人。上海姑娘张西雷、罗伊、季尼随上海难民乘船到温州，以后跋山涉水途经青田、丽水、缙云、永康、金华、寿昌、淳安、太平到云岭。渴了喝溪水，夜晚住破庙，脚上打起水泡，她们毫不动摇，为能穿上新四军军装感到自豪，感到骄傲。陈蓉三姐妹坐火车从上海出发，到淮南参加新四军，沿途要过三道封锁线。快到解放区了，在半塔集的外围，站岗的伪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对过关卡的人再三盘问：“你们是什么人？到哪里去？去干什么？”三姐妹统一口径说：“我们到那边去看外婆。”因为看她们是小女孩，又没有什么行李，更没有违禁品，就放行了。当交通员说已通过封锁线，到了抗日根据地时，大家再也顾不得行船的颠簸，长途跋涉的劳累，白色恐怖下的压抑心情，一下子高声欢呼、互相拥抱起来。
大后方国统区的人民因不满国民党的吏治腐败、思想禁锢，而投奔新四军。1945年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发出“到敌后新四军去”的召唤，西南大后方几十所大专院校400余名进步学生和少数职业青年，从重庆跋山涉水、履险历难，先后来到湖北大悟山新四军第5师，参加抗日斗争。
在浙东还有的为逃避国民党军“拉壮丁”而跑出来参加新四军的。生于浙江省乐清县大荆区北阁村的李一瑾，1943年被国民党“拉壮丁”关在乡公所，限期买个壮丁顶替。家人花钱买了一个壮丁送到县里，县里说买的壮丁不算数，花的钱白费了，还要拉他当壮丁。后来他逃了出来，经历许多曲折，最终参加了浙东游击纵队。
抗日战争爆发后，旅居海外的华侨先后有数百人回国参加新四军。祖籍福建晋江的菲律宾华侨沈尔七，1938年1月18日率28人组成的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队回到厦门，冲破国民党当局的干涉和阻挠，取道漳州转到龙岩，编入新四军第2支队，改称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沈尔七任团长。该团是参加新四军的第一支华侨抗日队伍。1939年春沈尔七被派返菲律宾，又组织了20人的“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回国慰问团”，带着铜管乐队于夏天来到新四军，后慰问团成员也全部参加了新四军。
1939年12月，泰国华侨陈子谷刚穿上新四军军装不久，就接到叔叔要他回泰国继承遗产的来信。陈子谷以叶挺军长秘书的名义，返回泰国为新四军募捐了6万元，又卖掉自己继承的遗产得款20万元，一并汇给新四军作军费。这笔钱可以解决新四军两个月的伙食费。叶挺称赞陈子谷是“一位富贵于我如浮云的爱国赤子”。
鲁文、江庄生等30名泰国华侨组成的义勇队经汕头到闽西参加新四军。潮州籍泰国华侨女青年林秀兰、钟时、许可、林凤，跋涉千里，风餐露宿，直奔皖南参加了新四军。
祖籍广东的马来亚华侨戴英浪，
1908年生于马来亚一个华侨锡矿商人家庭，少年时学画当画工，1927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是华侨界第一代画家和木刻家。因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40年他被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经香港到上海，后听说苏北成立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便偕夫人叶铁兰、儿子戴铁浪一起到盐城参加新四军，分配在鲁艺华中分院任美术系教授，教美术理论和速写课，任教务科副科长。
在抗日战争时期，广大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不畏艰辛参加新四军，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