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希望尽早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顺应民意，提出“为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国民党却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企图以武力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在老百姓中间，特别是包括上海在内的国民党统治区的老百姓中间，有相当数量的人对国民党、对蒋介石存在着种种幻想，而对共产党，则因缺乏了解而存在种种疑虑。抓紧时机在上海开辟新闻舆论宣传阵地，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使广大国统区人民了解事实真相，认清形势，破除幻想，去掉疑虑，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投身到反对内战、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浪潮中去，成为党在当时一项极为迫切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开辟新闻舆论宣传阵地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展开的，一是由党直接领导创办一批报刊；二是支持、影响和争取中间或中偏左的民办报刊；三是打入并利用国民党掌握的部分报刊。
抗日战争结束，日伪在上海的统治也随之土崩瓦解，而国民党的统治一时又来不及建立起来，因而出现了一段短暂的“真空”时期。在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充分利用这个时机，抓紧创办了一批报刊。
中共中央对在上海开辟新闻舆论宣传阵地的工作十分重视。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后，中国共产党曾经计划在上海举行武装起义，配合新四军占领上海。此后，由于形势变化，中共中央决定改变武装起义的计划，并于1945年8月21日中午与深夜，向华中局连续发出两份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急电。第一份急电稿上有这样一段话：“日本投降条约即将签字，蒋介石已委任上海官吏，在新形势下，上海起义变为反对蒋介石，必被镇压下去，宜改为群众 组织各种团体，发动清查汉奸斗争……”周恩来看完电报稿，在“发动清查汉奸斗争”之后增补了“立即建立群众性及《新华日报》上海版两种报纸公开出版”。毛泽东十分赞成这个意见。在当天午夜发出的第二份急电中，他再次强调：应“迅速出版《新华日报》上海版及其他进步报纸刊物”。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一到重庆，他们就商定先在上海设立《新华日报》总馆，待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再把总馆迁到南京，上海和南京两地都出《新华日报》。周恩来抓紧调兵遣将，首先派徐迈进赶赴上海，以《新华日报》驻沪办事处主任的身份负责筹备出版《新华日报》上海版；紧接着又派夏衍到上海负责恢复《救亡日报》，以民间报纸的面目出现。9月14日，正与国民党紧张谈判之际，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并转华中局：“上海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速出版。根据国民党法令，可以先出版后登记，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亏。”还指出：“华中可去上海等地公开活动的，如范长江、钱俊瑞、阿英、梅雨（益）等，要多去，快去。”并强调：这样做“在今后和平时期中有第一重大意义，比现在华中解放区意义还重要些，必须下决心用最大力量经营之。”还叮嘱“工作进行情形望随时电告”。之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总编辑章汉夫又先后到上海，跟国民党当局交涉有关事宜。《新华日报》上海版终因国民党当局的百般阻挠未能出版。在此情况下，由周恩来亲自领导，在上海出版了英文版的《新华周刊》（《New China Weekly》），向世界各国报道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宣传中共战后的政治主张和对中国时局的立场。由乔木（即乔冠华）任总编，周恩来的秘书兼翻译龚澎负责发行。1946年6月，又将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中共机关刊物《群众》由重庆迁到上海出版，半月刊改为周刊。《群众》用主要篇幅刊载中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的文件和发言人谈话，延安《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的重要社论和评论，同时紧密配合形势发表短小精悍的时事述评和社论。为了尽可能联系社会各阶层人民，《群众》还刊载从读者中来的生活速写、通讯报道、杂感、书评、戏剧观后等，成为我党同国民党作公开斗争的重要舆论阵地。
在积极筹办《新华日报》上海版的同时，夏衍受周恩来的派遣于1945年9月23日抵达上海，任务之一是恢复出版《救亡日报》。《救亡日报》是全面抗战爆发不久，1937年8月24日，由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刊的，编委会由文化、新闻界知名人士，包括国民党人士组成，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实际从事采访、编辑的都是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日军占领上海后，该报迁离上海。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宣传部曾下文规定北平、上海、武汉等地在抗战前或抗战中登记出版过的报刊可先复刊后登记。按照此规定，该报可以在沪复刊。夏衍到上海后即得到在上海的党组织的大力支持，经过约半个月的紧张筹备，于10月10日复刊，依旧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名义主办，报名更改为《建国日报晚刊》。复刊词中写道：“抗战胜利建国开基，我们必将以更大的努力，号召全国同胞在和平、民主、统一的大旗之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复刊之始，感慨万端，《建国日报晚刊》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必当一如既往，永远地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的立场为立场……”该报仅为4开小报，但仍开辟了“乱离人语”的专栏，每天发一篇约500字的犀利短文。一天，该报刊出补白：“（一）上海最怕两种人，一种是从天上飞下来的，一种是从地下钻出来的。（二）要在上海找房子，必须有两种条子，一种是金条，另一种是封条。”辛辣地讽刺了当时国民党“接收大员”抢掠人民财富的丑恶面目，很快在上海老百姓中流传开来，外地多家进步报纸予以转载。《建国日报晚刊》仅仅出版了12天，就被国民党上海当局查封。夏衍率原班人马，将延安新华社的电讯，编译成中、英文的《新华社通讯稿》，每周三期，油印后向上海的民主人士、进步团体和报刊发送，一直坚持到1946年6月，《群众》杂志在上海出版。
在上海的党组织对开辟新闻舆论宣传阵地的工作同样十分重视。1945年8月16日，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借用长期跟我党保持联系的苏商时代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中文版的《新生活报》，创刊号就刊载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照片。9月1日，《新生活报》更名为《时代日报》，以“沟通中苏文化，巩固中苏友好，为全世界和平奋斗”为主旨，由姜椿芳负责，成为抗战胜利后上海出版的第一份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报纸。该报从1946年初开始就巧妙地用改头换面的方式，刊载新华社通讯，同时用“来件照登”的方式报道上海爱国民主运动的消息。
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争取在上海办一份民间日报的要求，由重庆返沪的中外出版社负责人刘尊棋与王纪华、冯宾符于9月21日，创办了《联合日报》，借用美国新闻处（刘尊棋是美国新闻处中文部主任）的名义发行。《联合日报》从各个方面对大后方的情况，特别是国民党官场的种种丑闻作了真实而辛辣的揭露，深受读者的欢迎，日销量曾高达20万份。国民党当局以“需重新登记”为由，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新闻处交涉，迫使《联合日报》于同年11月30日停刊。
《联合日报》停刊后，报社同人并未散去，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1946年4月15日创刊了《联合日报晚刊》（也称《联合晚报》），由陈翰伯任总编辑，成立了社务委员会，还组成秘密党支部。不久即划归中共中央南京局上海工作委员会（设在上海周公馆内）领导，编辑、记者有半数以上是中共党员，但彼此之间没有横向的组织联系。日报改为晚报，宗旨依旧不变，《复刊小言》声明：“同人始终不变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唯一的依靠是广大读者。一张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报纸当然要讲出人民要讲的话，报道人民要知道的事实。”该报抓住上海市民最关心的民主、民生问题，大量报道内战、通货膨胀、民众困苦等新闻，并有针对性地发表各种评论。该报驻南京记者每天中午用长途电话报告最新的消息，由总编安排当天见报。同时，还有专人从联络点取来新华社和延安电台的战地电讯，参考中外各通讯社，包括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稿，编写成《联合日报晚刊》独特的“前线专电”。
周恩来对《联合日报晚刊》十分关心，5月初，他刚到南京，就与廖承志、范长江一起接见了前往南京筹备《联合日报晚刊》驻京办事处的该报采访部主任陆诒，详细地询问了报纸筹办的经过，周恩来语重心长地指出：“办报就是打政治仗，你们在工作实践中，时刻不能忘记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政策。即使在同反共顽固势力斗争中，也要采取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败的策略。政治上的原则性一定要坚持，但必须与灵活的策略相结合，切不可求一时的痛快，不做长期打算……”6月24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接见了该报发行人兼总经理王纪华，指出：“办报要讲究统一战线政策，要尽一切努力同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去获得千万读者的同情与爱护。一定要从各个方面表达他们主张民主、和平，反对独裁、内战的愿望，紧紧抓住不断巩固、扩大党的统一战线这个纲，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把千百颗子弹打在一个标的上。”为满足各个阶层的读者需要，《联合日报晚刊》除了办好每天的“夕拾”“宵夜”等副刊外，还先后增辟了“经济”“文学”“生活”“妇讯”“影剧圈”“健康与常识”“诗歌与音乐”“老上海”等周刊，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该报由此联系、团结了更广泛的群众，成为当时上海很有影响的一份报纸。
除了上述报纸外，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与领导了多种杂志，如《文萃》《消息》《经济周报》《新文化》《时代》《文摘》《青年知识》《现代妇女》《真理与自由》《世界知识》《中国建设》等，其中尤以《文萃》《新文化》《经济周报》《消息》影响较大。《文萃》周刊于1945年10月9日创刊，初为文摘性刊物，转载大后方进步报刊的文章，以传播大后方的民主舆论，以后逐渐转为时事政治性刊物。《新文化》半月刊创办于1945年10月22日，创刊后就接连三期以《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为题，刊载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经济周报》是中共在上海开辟的同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的又一阵地，该刊重点披露国民党财政经济政策的欺骗性及其鱼肉人民的反动本质。同时，该刊还与《联合日报晚刊》的经济周刊专栏合作，通过联谊、座谈、专题讨论等多种形式的活动，联系、团结了一批经济学家、工商界、金融界人士，组成经济界联谊会，联合起来投入爱国民主运动。《消息》半周刊是1946年4月7日创办的时事评论刊物，以“投枪”“匕首”式短小精悍的文章揭露、讽刺、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由于刺痛了国民党当局，刊物仅出了14期，就被查禁。同一时期，上海地下党各个系统的委员会也分别办起了本系统的刊物。中共上海学生运动委员会于1945年8月下旬创办《新生代》，10月6日出版《时代学生》；1945年9月18日，中共上海职员运动委员会主办的《人人周刊》创刊；11月12日，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领导的《生活知识》创刊；在中共上海教育界运动委员会领导下，以“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的名义创办了《教师生活》。这些刊物在各个系统内部传播，有针对性地指导各界群众的斗争，拥有大量的读者。
共产党在上海除了自己直接创办并领导的一些报刊杂志外，还积极支持、影响各种由民主人士主办的中间或中间偏左的报刊。由唐弢、柯灵主编的《周报》在发刊词中表示：“我们站在人民的立场，将以坦白的心地，诚恳的态度，坚定的意志加强团结，实习民主”，“对于魑魅魍魉，无论怎样变身换形，在此刻或未来，我们都有指出它们的真相的义务”。《民主》周刊是共产党员徐伯昕约请郑振铎等筹办的。1926年徐开始协助邹韬奋办《生活》周刊又参与创办生活书店，任总经理。抗战刚一结束他就积极筹备生活书店复业，并要创办一进步杂志以继承《生活》周刊。为便于向国民党当局登记，就不再以《生活》为刊名，而改用《民主》，刊头采用邹韬奋的手迹，由郑振铎任主编，周建人、许广平、马叙伦、董狄斯、罗稷南为编委。地下党先后还派蒋天佑、郑森禹、艾寒松，担任《民主》的具体编辑工作。《民主》《周报》在上海市民，尤其是进步青年中有很大的影响。梅益、夏衍、胡绳、姚溱等党在文化方面的负责人为两刊写了许多文章。
《文汇报》于1945年8月18日在上海复刊，国民党曾多方设法将其纳入“正规”轨道，地下党及时采取应对措施。1946年初，该报调整阵容，中共党员陈虞孙、宦乡等参加编辑部工作，任副总主笔，并团结报社内的进步力量，确立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办报方针，从而使该报在上海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文汇报》的《读者之话》专栏发表读者反对内战独裁，渴望和平民主的呼声，吸引广大群众在报纸上公开议论政治，批评反动政府，形成强有力的人民群众的舆论，同时该报还抓住大众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组织各界人士举行专题讨论，发表座谈记要，在广大读者中也有很大影响。
1946年5月1日，《新民报》出上海版，称《新民报晚刊》。根据周恩来关于要加强新闻界团结，发消息写文章要互通有无，照顾大局的指示精神，《联合日报晚刊》的编辑、记者时常为《新民报晚刊》的“内幕新闻”专栏撰稿，密切了共产党与民间报刊的联系。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凭藉其执政地位，在上海掌握的报纸，从数量与发行量上都大大超过进步报纸。因此，打入并利用国民党御用的报纸，也成为共产党开辟舆论阵地的一个重要方面。顾祝同的《前线日报》、吴绍澍的《正言报》、孔祥熙的《时事新报》、汤恩伯的《改造日报》等都有中共党员或接受党领导的进步人士在其中担任编辑、记者。甚至连《扫荡报》也有进步力量渗透进去。有的报纸整体上为国民党所控制，但某些副刊或专栏却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成为我党的宣传阵地。《大公报》是有较大影响的报纸。党组织陆续安排了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入该报，担任编辑、记者，因而，该报也曾刊载过一些较好的文章。
从以上的概述中可以看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于在上海开辟新闻舆论阵地的工作十分重视，抓得很紧，且卓有成效。国统区的许多老百姓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认清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了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团结到党的周围，投身到反对美蒋的斗争之中，都与此有密切的关系。广大读者将进步报刊誉为“唤起民众组织民众的旗帜，激励人们投身革命的号角”，决非溢美之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