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名孙秀甫，1927年出生于浙江定海，我在定海昌国中学（现舟山中学）读了两年初中后辍学，到岱山和定海当代课教师，挑起养家糊口的担子。1946年，我由地下党组织安排到定海慈云小学任教，并于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安全起见,改名洪晨洋，一直沿用至今。
1948年暑假，因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被捕，我奉命与胡亚男一起转移到宁波镇海清水桥小学任教，并担任地下党的联络工作。1948年10月，因有暴露的危险，我进入浙东游击纵队四明简讯社,开始了一段艰苦又危险的历程。
我和胡亚男两人从清水桥撤出后先到上海，再由地下交通员护送到四明山浙东游击司令部，胡亚男被安排搞民运工作，我被安排到四明简讯社电台工作，当时《四明简讯》的负责人是梅寒白，1948年底后由邹清和徐炎负责。我们大家都住在被戏称“公馆”的小茅棚里，在一个山洞里收发报。虽然条件很艰苦并充满着危险，但大家都满怀信心期待革命胜利早早到来。
1949年2月的一天，国民党浙江省保安队上山搜查，渐渐接近“公馆”。一名炊事员发现后立即向大家报警，被敌人察觉一枪击中牺牲。徐炎同志一看敌人上来的方向，立即说：“大家不要慌，快跟着我走！”我一听有情况，立即快跑出来，跟着徐炎他们男同志一起顺着敌人上山的反方向撤离“公馆”钻入密林。
我们几个人跑了一段路，只听到“公馆”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枪声，不久“公馆”也被敌人烧了。我逐渐体力不支，跑的速度也慢了下来，后来实在跑不动了，又不见了前面的同志，怎么办？我急忙向四周看了看，只见下面有个小山坡。那时，我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逃出这个危险之地！未及多想就顺着山势向小山坡滚了下去。我一直滚到下面，还好只有一只脚扭了一下，身上尚无大碍。当时我怕被敌人发现，赶紧抓了一大把茅草盖在身上。这时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又不知道其他同志是否脱离危险。我相信组织和同志们是会来找我的，并鼓励自己在危急时刻一定要经得起生死考验。
天渐渐暗下来了，一整天粒米未进的我又饥又渴。我趁天黑摸到山下一户人家请他们将我送到保长家。因我知道保长是我们的联络员。说也巧，当我一脚迈进保长家的时候，第一眼就看到邹清、徐炎、陆一涵、袁寒英、周朋华等同志，大家都感到劫后余生重相聚的不易。这时，大家才知道，有两位上海来的年仅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头天晚上才到“公馆”的，不知道紧急情况下如何撤离，又不熟悉地形，慌乱中走错了方向，结果牺牲了。现在“公馆”被烧了，电台也没了，怎么办？我们几个人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找到上级，汇报情况。
在那保长（联络员）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与上级联系上了。上级一面组织大家一起开会学习，统一认识，一面火速通过地下党到上海想方设法采购电台。1949年初，浙东游击纵队在新昌回山会师，革命形势发展得非常迅猛，5月，我们获知杭州解放，6月就奉命调入杭州，参加浙江日报社工作。无论以后我的工作如何变动，但四明山的那场生死考验一直铭记在心，勉励着我始终坚定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