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6年初，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党中央为了解决红军奇缺的卫生器材和药品供应问题，派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在全国各大城市秘密采购。为了将分散、零星购得的卫生器材和药品集中起来，转运到陕北苏区，必须选择一个适当的集中地点和收货人。于是周恩来同志指示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我党代表刘鼎同志，设法在西安建立交通站。刘鼎接到任务后，经美国友人史沫特莱女士的介绍，从上海请来德国共产党人温奇·冯海伯牙医博士，并将他的牙科医院从上海迁到西安，用200块银元租下了刚竣工不久的位于西安北新街东段的七贤庄一号院，门口挂起了“德国医师冯海伯牙科诊所”的铜牌——设立了我党的“秘密交通站”。
秘密交通站利用这所医院，不仅为陕北苏区秘密转运了大量医疗器械和药品，而且还转送了我党一批批领导干部去陕北或由陕北转赴全国各地开展工作。同时还安装了一部电台和一部扩大机，把中共中央设在保安的红色中华社的广播，转播到东南沿海，西南边陲，乃至苏联等地，对国内外人士了解中国工农红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七贤庄遂成为半公开的办事机构“红军联络处”。“红军联络处”的处长为李克农同志。“红军联络处”在协调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的行动，稳定西安事变后的局势，保证陕北苏区和红军的后勤物资,营救红西路军将士回归革命队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底，红军联络处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与充实。林伯渠、宣侠父、伍云甫等同志先后到达西安，为开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做准备。
1937年8月22日，七贤庄一号院大门上挂出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牌子。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成立，是西安事变取得和平解决、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胜利的标志之一。西安“八办”在全国所有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中成立最早，坚持斗争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办事处利用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在维护和推动全民族抗日运动的发展，与国民党有关方面的联系与沟通，组织广大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等方面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
西安是抗日的大后方，地处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和国民党所在地陪都重庆的中端，是延安通往重庆的必经之地，因而七贤庄“八办”不仅地理位置重要，斗争也复杂得多。
为了宣传和动员广大群众进行抗日，办事处工作人员经常向各界群众演讲、讲课、演出。周恩来、林伯渠同志曾到省立二中就抗日问题做报告，伍云甫同志在铭贤中学做《敌我对比的转变与青年的任务》的报告，宣侠父同志在西安民先队骨干训练班作《怎样做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的报告。办事处组织的宣传队在街头演出《松花江上》、《放下你的鞭子》、《汉奸做寿》等节目。办事处还组织全体人员上街游行，宣传抗日前线的战况，增强广大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心。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西安涌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战高潮。
“八办”利用一切条件，把西安二十多个救亡团体和各方面的抗战力量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经常把救亡团体的领导人请到七贤庄，向他们介绍各地救亡运动的情况、前方的形势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送给他们宣传材料。1938年8月，朱德总司令由前方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途经西安时，西安各救亡团体联合派出代表到七贤庄看望、慰问朱总司令，西安进步妇女团体向朱总司令敬献了锦旗，锦旗上绣着“为国干城”四个大字。
西安“八办”与一些爱国进步人士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比如东北竞存中学校长车向忱，他积极任用进步青年及共产党员担任教师。救亡歌曲《松花江上》的作者张寒晖，就是该校任用的教师。车向忱还亲自向“八办”介绍进步学生去延安参加革命。在他办学经费发生困难时，“八办”每月从统战经费中拿出200元给予资助，帮学校渡过了难关。还有被毛泽东誉为“中国共产党的最忠实朋友”的杜斌丞先生，他竭力支持并帮助“八办”开展统战工作，并利用其在陕西省政府身居要职的特殊身份，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作了许多有利于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工作。
（三）
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后勤供给工作，保证前方和陕甘宁边区的需要，在西安事变后，派红军供给部长叶季壮到西安，租赁七贤庄四号院，成立了“采办委员会”，采购延安和红军所需要的各类物资。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采办”人员利用各种关系，采取各种办法，保证了前方和陕甘宁边区的急需。
1937年9月，八路军第一个汽车队即七贤庄汽车队成立，开始用自己的车辆向陕甘宁边区和前线运送重要物资。至1939年汽车增至22辆。据统计，1938年3—5月，汽车队出动汽车300多台次，但仍满足不了物资周转的要求，于是开始租用商车主的汽车，1938年供“八办”租用的商车达到120多辆。
“八办”运送物资除了汽车外，马车也是重要的运输工具。大米、面粉经常用马车运送，长武仓库的三万件皮大衣便是由马车经庆阳运往延安的。
1940年，国民党西安当局顽固派召集商界各行会，下令凡卖给八路军货物的轻则罚款，重则坐牢。“八办”经理科的工作一度陷入困境，运输工作更加艰难。但同志们并没有被顽固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他们想尽办法，疏通渠道，化整为零，变非法为合法，如将水银装在汽车轮胎里，把药品装在铁桶里，把钢材充做车轴等等，把被顽固派禁运而我军急需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前线和陕甘宁边区。
（四）
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成为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指挥中心，千百万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为了报效中华，拯救民族危亡，寻求革命真理，从海外、从沦陷区、从大后方来到西安，要求办事处帮助他们前往延安。为了接待这些优秀青年，使他们顺利到达延安，“八办”租赁了七贤庄七号院，并组织延安各校成立了招生委员会，负责接待和招收青年。办事处1938年上半年工作总结中说：“延安的学生一万余人，差不多都是经西安北上的，据一年前四个月的统计，经办事处去延安的青年就有2288人。”1938年，“抗大”副教育长许光达亲自到西安招生，迎接200多人去延安学习。毛泽东于1938年3月14日指示，放手吸收青年来延安学习。朱德总司令在“八办”会见前往延安的青年时，勉励他们：“学好本领，上前方来。”著名作家杜鹏程回忆说：“抗日战争开始，成千上万的青年到延安去，咸阳古道和大大小小通往革命圣地的路上，穿皮袍的，穿西装的，穿工农服装的形形色色的人流，向祖国的北方涌去。”当时乘车前往延安的印度援华医疗队队员们，一路上亲眼看到蜿蜒崎岖的山路中，成群结队的男女青年时隐时现向北行进，亲耳听到高昂的抗日歌声此起彼伏，在山谷中回荡，他们面对这一奇观壮举，感慨万分，队长爱德华大声对同伴们说：“奇迹，这简直是个奇迹，延安是二十世纪中国的耶鲁撒冷！”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很多国际友人的帮助和支持，他们经过西安办事处到延安，到前线，到敌后直接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经七贤庄到陕北采访，写下著名的《西行漫记》，对全世界了解陕北苏区、了解红军起到很大作用。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大夫，1938年途经西安办事处，带了三大卡车药品和医疗器械到延安。他们的名字和中国革命紧紧相连。
（五）
三十年代西安的人口不到50万，而国民党的特务就有4500多人。他们在“八办”周围设立了许多秘密据点，对办事处人员进行盯梢，跟踪，发现与办事处有来往的人即予逮捕。他们还用威胁利诱等手段对“八办”进行破坏，扣人、扣车、搜查、没收电台以及绑架、暗杀等事件时有发生。我军高级参议、著名社会活动家宣侠父同志就是被军统特务绑架后秘密杀害的。面对反共顽固派的阴谋破坏活动，“八办”的同志没有被吓倒，他们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针锋相对地同顽固派进行斗争。1941年，国民党特务搞突然袭击，抓走我兵站、汽车队、仓库的13位同志。办事处当即向西安当局提出抗议，并通过关系与被捕同志取得联系，鼓舞他们在狱中进行斗争。在内外一致的坚决斗争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放了人。1943年，西安国民党警备司令派了100多名军警包围了办事处，强行抢走了电台。办事处工作人员自己动手，重新安装了一部秘密电台，继续同中央保持联系，出色地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
1946年，蒋介石公开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发动内战。8月，国民党限令撤销办事处。办事处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电令，于1946年9月10日，在周子健处长的带领下，离开了生活战斗了10年的七贤庄，返回延安。至此，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完成了历史使命。
（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保护这所载入史册的革命旧址，于1959年建立了纪念馆，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馆50年来，纪念馆始终把弘扬革命传统，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近现代史教育作为中心工作，接待了上千万人次的国内外观众。西安“八办”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昔日红色桥梁，今日传统课堂”。
建馆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李瑞环、陈慕华、李铁映、曾庆红等同志曾亲临纪念馆指导工作。
目前，纪念馆红色旅游景区建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一座集历史研究、文物收藏、展览参观、教育宣传、旅游休闲为一体的公益性革命纪念馆，不久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