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军信使走后，房内几个人拿起曾氏的信互相传递着阅读，没有人讲话。半晌，崔垂言先生对我说：“桂公，您是否再与曾军长通一次电话，请他同意我们派人去同他面谈一下，看看事情还有无可挽回的余地?”我想了想，同意了这个建议，叫副官接通了电话。不一会儿，对方表示曾军长愿意同司令官的代表会面，并提出去第六十军的代表所乘的车辆前要插一面小黄旗，以便通过岗哨。我随即指定杨友梅将军和崔垂言、尚传道两位先生作为我的代表去与曾将军商谈。他们临走前，我想起曾将军在围城期间对尚传道先生有些不满，故还特地叮嘱了他几句。
过了大约不到一小时，杨友梅等三人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告诉我曾将军的态度很坚定，没有转圜的余地了，并说曾氏还再次劝我们认清大势，尽早有所抉择。至此，我对促使曾将军回心转意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了，心情十分痛苦，但并未动摇顽抗到底的决心。我命史说、龙国钧二将军先回新七军军部，召开各部队长会议，讨论突围办法；又吩咐崔垂言和尚传道二位先生将省市政府的重要档案焚毁，做好最后破斧沉舟的准备；同时，由于第六十军起义后，设在原伪满国务院的兵团司令部和我在柳条路的住所已不安全，我下令暂时进住中央银行，再作进一步突围的部置。
正忙碌间，记者杨治兴心事重重地来我的住所探望，并说有要事对我讲。在我的卧房内坐定后，他先犹豫了一番，方鼓起勇气说：“桂公，您一向待我亲如子侄，现在我不能不向您进一忠言。目前长春的局势已很难挽回，下面都不肯打了，再打也没什么希望，请您还是早做妥善主张吧。”我叹了口气说：“这些情况我都了解，但目前我只有打下去，没有别的路可走。”杨氏有些激动地说：“桂公，我大胆地说一句，您不是以前也同我讲过国民党政府腐败，不得人心。现在您却执意要为这样一个政权打到底，就是战死了又能怎样?我看还是退出内战吧，免得再做无谓牺牲。”杨氏的话确实刺痛了我，我何尝不愿活下去，为国家、民族做一些贡献?但一想到这样就意味着背叛蒋介石先生，我的心又强硬起来，遂压抑着内心的痛苦和矛盾，强作镇静地对他说：“你不要再讲了，我不愿意听这些话。”不过，看到眼前的这位年仅20余岁的年轻人，也许会同我一道死在突围的路上，心中又很不忍。过了一会儿，我酸楚地对他说：“小杨啊，跟着我走是浑水，跟着共产党是清水，你与我不同，还是留下吧，我让人给你留下几袋米。”杨氏闻言痛哭失声，哽咽着说：“这个时候我不能走，我陪您去中央银行。”说毕，起身随我乘车前往中央银行大楼。
当日下午，我接到沈阳方面发来的电令，指示我于18日上午率部从第六十军防地向外突围，届时将派飞机轰炸掩护。我立即在中央银行召开秘密会议，研究下一步突围部署。参加会议的除杨友梅、史说、龙国钧等几位将领外，还有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先生、吉林师管区司令李寓春将军、军统长春站站长项迺光先生(后去台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以及蒋介石先生于5月间派来的两名督战官李克廷、肖树瑶等人。
我首先在会上宣读了电令，然后请大家发表意见。等了半天，在座的新七军将领们都默默无言，惟有崔垂言、项迺光等人坚持要突围。我知道突围关键要看实际带兵的将领态度，遂转向史说将军问道：“史副军长，突围的事你看怎么办好?”“现在突围是突不出去的，不过是又要无辜地死伤上几万人罢了。”史氏无精打采地答道。我尚未及答话，项迺光先生忽然奔到史将军面前，用手指着他的脸庞厉声责问：“我们必须突围，拖也要把队伍拖到长白山去打游击。难道新七军就这样无用吗?”史氏闻言满面愠色地站起来，拂袖而去。他一走，会自然开不成了，只得不欢而散。
晚上，尚传道先生又来看我，我留他在司令部一起吃晚饭。因为彼此心情都很沉重，谁也不愿多讲话。饭后，大约七时许，曾泽生将军突然打来电话，我赶紧拿过听筒，他却只讲了一句：“有人同你讲话。”接着，一位自称姓刘的陌生人在电话中说道：“我是解放军的代表。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你考虑，不必再作无益的牺牲。”我愤愤地答道：“既然失败了，除战到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说毕将听筒重重地往电话机上一搁，表示回绝。
但是，和我一样打算负隅顽抗的人毕竟是愈来愈少了。17日夜间，记者杨治兴又来到史说将军家探望，谈到长春的局势和今后的打算，史说将军叹息不已。杨氏趁机进言：“目前突围和战守都没有前途。您是否有意率部声明退出内战，与解放军商议停战?”史氏与其他将领本已不想再打，只是碍于我的反对而不敢做主，故闻言忙问：“桂公意下如何?”杨氏急于促成和平，乃根据我平素私下对国民党腐败不满的一些言论佯称：“桂公也有此意，不过依他的身份怎么好讲呢?”史说将军以为是我授意杨氏来传递信息，不由大喜过望，说：“倘桂公同意，一切就好办了！”第二天一早，他与龙国钧将军商议，决定派新七军炮兵指挥官王及人、新闻处长杨天挺、暂六十一师第二团团长姚凤翔三人出城与解放军谈判。
新七军与解放军接洽的事情，我当时完全被蒙在鼓里，丝毫不知晓，以后还为此与史、龙二人间有些误会。1962年，我与史说将军在上海谈起这段往事，彼此才弄清记者杨治兴从中“假传圣旨”的这段缘由，不禁相对大笑，这是后话。
18日晨，沈阳方向如期飞来一队轰炸机，在市区上空盘旋。稍顷，从飞机上又传达了催促突围的命令，我只好说部队未准备就绪，请求延期突围。这时，机上指挥官报告说，市区东半部正有大批部队向城外开出，问我是什么部队。我回答说可能就是第六十军部队。机上人员立即要求进行轰炸，我说：“算了吧，那些以前都是自己的人，况现在轰炸已无意义，徒使老百姓遭殃，还是停止轰炸罢。”于是，这队飞机在南关一带盲目地丢下几枚炸弹，便悻悻地飞去了。
18日下午，我万分焦虑地来到新七军军部，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开会，督促布置突围事宜。这时李鸿将军已从家移居到军部，我特地先去看了看他，他的病仍然很重，连说话都很困难。左右的人告诉我，李氏近日来常蒙头痛哭，情绪非常悲观，我听了心里也很难过，只好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安慰他，随后便匆匆来到隔壁的小会议室主持开会。
会上，我依然坚决主张突围，但大家都哭丧着脸，闷在那里不说话。我急了，再三催促史说将军发表意见。他只说：“目下官兵饿得腿脚浮肿，行军困难，况且途中还有共军拦截，这些情况您是深知的。”之后，便垂着头再也不肯讲话了，屋内的气氛一时十分尴尬。又过了很长时间，还是其中一位与我私谊很深的老部下、暂六十一师师长邓士富大胆地站起来说：“目前情况，突围已不可能，建议司令官暂时维持现状，再徐图别策吧。”我见会议也研究不出什么别的结果，只得同意他的意见，宣布散会。
会散后，史、龙二人坚意要留我在新七军军部过夜，我心里一惊，心想他们虽是我在印缅作战时的老部下，但在此危急关头，莫非要挟持我向解放军投诚?这样岂不坏了我的“名声”？我愈想愈怕，一面坚辞不肯，一面头也不回地冲门而去。事后才知道，那时新七军的将领们都以为我内心里已有放下武器之意，担心我在兵团司令部为特务包围，不安全；故想将我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中，并无恶意，是我误解了他们的一番好意。
在返回兵团司令部的路上，我的心情痛苦、绝望到了极点。心想自己戎马半生，参加过东征、北伐和抗日战争，经历了无数战阵，今日竟落到如此下场，连多年相随的老部下也同我离心离德了，看来真是“气数”将尽。我意识到现在突围不成，守亦不成，惟有以杀身成仁来保全自己的军人“气节”了，遂下了自戕的决心。那时，我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这样死心塌地地维护一个早已失去民心、注定要失败的腐朽政权是极端错误的，更没有想到在这个紧要关头，应当勇敢地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决裂，走向人民，走向光明。相反却要以自戕来愚忠于“党国”，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得住天地、良心。今日想来，这些想法真是顽固可笑到了极点。
我在迷惘和痛苦中度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我尚未起床，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将军和两名督战官轻轻走进我的卧室。杨将军侧身坐在床沿上，声音低低地问：“桂公，桂公!您睡醒了?”我含糊地应了一声，没有动弹。杨将军怯生生地说：“刚才接到新七军史副军长和龙参谋长电话，他们已经与解放军方面接洽，决定放下武器了，解放军同意保证司令官以下全体官兵的生命财产安全。李军长和史副军长他们都希望由您来率领大家行动，解放军方面也再三表示了这个意思。您看我们……”说到这里，他不往下说了，但声调里充满了期待。新七军决定投诚，已在我的意料之中，但一旦将成为事实，仍使我在精神上遭受巨大冲击。“完了，一切都彻底完了!”我无力地躺在床上，这样悲哀地想着。
杨将军见我久久不言语，坐在床边有些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卧室门外有人轻轻地同我的卫士讲话，杨将军闻声快步走了出去。稍顷又进来附在我耳边轻轻说道：“司令官，龙参谋长有事来见你。”见我没有反应，他又重复了一遍。过了约两分钟。我才有气无力地问：“龙参谋长有什么事?”龙氏平静地说：“现在军部正在开营级以上干部会议，希望司令官去主持一下。”“你们李军长呢?史副军长呢?他们为什么不亲自主持?”我有些气恼地问。龙氏答：“李军长正在生病，无法主持会议。史副军长现在主持会，但有些重大问题无法决定。倘若司令官亲自参加，问题就容易解决些。”听了龙氏的话，我联想起昨晚他们执意让我在新七军军部留宿的情景，不禁恨恨地想到：“哼!果然是想挟持我。”我愈想愈气，再也抑制不住埋在胸中的痛苦和怨恨，猛地撑起半身，指着龙氏厉声骂到：“龙国钧，你和史说随我做了几年事，我待你等不薄，今日为何要学张学良、杨虎城卖我求荣呢!”屋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众人从未看到过我如此责骂部属，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我也自觉出言太重，重重地叹了口气，又颓然倒身躺在床上。龙将军怔怔地站了一会儿，怀着满腹委屈和失望返回新七军军部去了。
19日上午，新七军全体官兵自动放下了武器。在这前后，包括地方保安部队在内的国民党驻长春的各部队也相继向解放军集体投诚。只有兵团特务团还据守在中央银行大楼内抵抗，成了解放军重重包围中的一个小小的孤岛。
此时真正是山穷水尽了。我见大势已去，遂将全部情况向东北“剿总”做了汇报，没多久，我接到刚刚被蒋先生由徐州“剿总”重新派到东北收拾残局的杜聿明将军打来的电报，他拟请蒋先生派直升飞机接我出去，问有无降落地点。我怀着既感激又沉痛的心情电复他：“现在已来不及了，况亦不忍抛离部属而去，只有以死报命。”到了这时，我还是没有改变“宁可战死，不愿投降”的顽固态度。
20日这一天异乎寻常地相对平静，解放军并未像我预料的那样大举攻打中央银行大楼。实际上，杨友梅将军和我身边的高级幕僚们已背着我暗地里与解放军接洽上了，那时我呆在房间内心灰意冷，万念俱废，随时准备殉职，未注意他们的活动。
10月20日夜十一时，我给蒋先生拍发了最后一封诀别电报：
十月十九日下午七时亲电谨呈，职率本部副参谋长杨友梅及司令部与特务团(两个营)全体官兵及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共约千人，固守央行，于十月十九日竟日激战，毙伤匪三百人，我伤亡官兵百余人。入夜转寂，但匪之小部队仍继续分组前来接近，企图急袭，俱经击退。本晨迄午后五时，仅有零星战斗。薄暮以后，匪实行猛攻，乘其优势炮火，窜占我央行大楼以外数十步之野战工事。我外围守兵，均壮烈成仁。刻仅据守大楼以内，兵伤弹尽，士气虽旺，已无能为继。今夜恐难度过。缅怀受命艰危，只以德威不足，曾部突变，季军覆灭，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痛恨曷己。职当凛遵训诲，克尽军人天职，保全民族气节，不辱钧命。惟国事多艰，深以未能继续追随左右，为钧座分忧，而竟革命大业为憾。时机迫促，谨电奉闻。职郑洞国十月二十日二十三时亲印。
21日凌晨，中央银行大楼外突然响起剧烈的枪声，我尚以为是解放军向我的司令部发起最后攻击，觉得该是自己“成仁”的时候了，遂身着戎装，平躺于床上，伸手至枕下欲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手枪自戕。岂知摸了又摸，手枪居然不见了。原来左右已发觉我的神情异常，预先就将武器寻出收藏起来了。我生怕再稍迟一刻便作了解放军的俘虏，忙慌慌张张地起来在室内到处搜寻任何可以了结自己生命的器械。这时，一直守候在门外的卫队长文健和四名卫士闻声拥入，呼喊着将我死死抱住。住在邻室的我的侄子、时任吉林省政府秘书处处长的郑安凡，也跑了进来，直挺挺地跪在地上连声哀求：“二叔，不能啊，您可千万莫走绝路!”言毕大哭。我恨恨地跌足叹气，颓丧地倒地床上。稍顷，杨友梅将军带着一些幕僚匆匆走进房间，他含泪道：“桂公，事情已到了最后关头，请您赶快下去主持大计!”然后命人不由分说地将我从床上扶起，拥向楼下。
来到一楼大厅，我猛然怔住了，原来大厅内外已布满了解放军。再看身边，四名卫士紧紧地环绕在我的身后，惟恐我再出意外，杨友梅将军等人也团团围着我，都用满含期待的眼神注视着我，我一切都明白了，面对这木已成舟的事实，我只得勉强同意放下武器，听候处理。
事后始知，杨友梅将军和司令部的幕僚们，先已通过与解放军秘密接洽，悄悄迎来了解放军的代表及少数部队。他们计议，朝天开枪，假意抵抗，造成猝不及防、兵临司令部的事实，促我与之共同走向光明。这样，既避免弃我于不顾，又不叫我过于难过，巧妙地从死亡线上把我救了出来，真是熬费苦心!后来每忆及此事，我都由衷地感激共产党的伟大政策和部属们的这番安排。
当日天大亮后，我带着已经放下武器的兵团直属部队出城，途中恰巧与随解放军大队进城的解放军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将军和政委萧华将军相遇。萧华将军立即停下车子，走过来热情地同我讲话，没有一点胜利者的架子和骄矜之色，使我冰冷的心里，油然生起一股钦敬之意。
晚上，萧劲光将军和萧华将军在位于长春郊区四家子的司令部里设下丰盛的筵席款待我。尽管主人招待得非常客气、周到，但由于我当时的思想仍甚顽固，且心绪更坏，故只低头喝酒，很少讲话。萧劲光和萧华二位将军虽然看出我不愉快，似有敌意，却还是不停地给我斟酒夹菜，和气得很。酒过数巡之后，我才开口对二位将军说：“我在国民党里搞了二十几年，现在失败了，当然听凭处理；至于部下官兵，如果有愿意回家的，希望能让他们回去。”萧华将军和蔼地答复说：“关于这些我们党有政策规定，请郑将军放心，要回家的人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回家，愿意留下的也一定给予妥善的安置。”“既然过来了，大家都是一样的，都还可以为人民服务嘛。郑将军今后的打算如何?是愿意回家还是愿意留下?”萧劲光将军也在一旁微笑着问道。我知道他们的态度十分诚挚、友善，没有丝毫恶意，但因失败而为死灰般的情绪萦绕着内心的我，却还固执地想做“失败中的英雄”，不肯向共产党人低头，所以很坚决地向他们表示，什么事都不想做，只想当个老百姓，并且生硬地说了二条：一不去广播、登报；二不参加公开的宴会。二位将军笑了笑，毫不介意，对我的两点“要求”，也都爽然应之。筵席快结束时，二位将军委婉地提出：“你不愿工作，是否愿意到后方哈尔滨去多看一看，休息休息，或者学习一段时间，请任意选择。”我想了想，觉得自己对解放区一向十分隔膜，看一看也好，还可以研究一下共产党究意为什么能够得人心，打胜仗，自己输也输个明白。于是，我就点头同意了。
我在解放军的司令部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便离开了这座战火刚刚熄灭的城市，经永吉前往哈尔滨解放区。从此，开始了我人生历程中的一个新的转折! （全文完）
（本文摘自团结出版社出版的《郑洞国回忆录》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