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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9月中旬，东北解放军经精心筹划和充分准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自9月12日起，解放军各路大军云集北宁路，连续猛袭北宁路锦州至唐山段各点的国民党军队，义县至锦州的陆路交通亦被切断，由此揭开了这场决定国共两党在东北胜负命运的重大决战的序幕。

　　大约在9月底前后，解放军相继攻克昌黎、北戴河、绥中、兴城、义县等城，随后以雷霆万钧之势合围锦州。

　　解放军这一着棋的确非常厉害，因为锦州是东北国民党军队的战略门户，是东北与关内联系的陆路要冲、咽喉要地。锦州一旦失守，沈阳和长春的国民党军队将退路断绝，顿成瓮中之鳖，必遭覆没。故蒋介石先生闻讯大惊，慌忙于9月底、10月初由南京先后飞抵北平、沈阳，亲自督促、指挥驻华北和沈阳的大军驰援锦州。

　　本来在9月初，东北“剿总”曾有由沈阳派出几个军的兵力北上四平街接应长春守军突围之议，使我在绝望之中有了一丝希望，及至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我这一点点希望也成为泡影了。我很清楚，目前等待援军已无可能，再拖下去，只有全军饿死、困死，遂决心乘解放军主力南下锦州，孤注一掷，拼死向沈阳突围。打定主意后，我立即召集新七军军长李鸿将军、副军长史说将军(史氏此时已升副军长一职，新三十八师师长由陈鸣人接任)和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将军等人开会，研究了当前局势。李、曾等人皆无突围信心，经我再三坚持，始勉强同意抽调新七军新三十八师和第六十军一八二师，向长春西北方向先作试探性突围。我们计划先收复大房身机场，然后在飞机接应下全军突围。

　　10月3日，天刚亮，新三十八师首先打响，激烈的枪炮声霎时响彻西郊。战斗持续了二个多小时后，我接到李鸿军长打来的电话：“司令官，不行啊，共军好像已有了准备，我们攻不上去呀!”我严厉地对他说：“你要有信心，不要怕牺牲，一定要打出去。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后撤!”言毕，我放下听筒，驱车赶往新三十八师师部，亲自指挥督战。在该师师部时，李鸿将军和新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告诉我，他们自清晨以来已发动了几次进攻，但因解放军火力强大，都被打退了，至今阵地未能向前移动一步。我听后很生气，认为是他们缺乏信心，指挥不力所致，命他们重新调整兵力，组成几支梯队，轮番向解放军阵地进攻。同时，命一八二师也加入战斗。

　　过了片刻，新三十八师和一八二师攻击部队在炮兵支援下再度发起冲锋，战况十分激烈。我通过望远镜观察到，尽管国军炮火很猛，但步兵终因饥饿过久，体力不济，运动很慢。有几次突击部队好容易接近解放军阵地前沿，马上又被解放军反击下来，伤亡很大。李鸿将军在旁急得不住地唉声叹气，我装作没听见，仍然下令不停地进攻。战至中午，阵地也仅向前推进了几里地，此后便再也打不动了。此刻，我才痛切地感到，军心已彻底涣散，士兵们已不能、也不肯卖力气打仗了，为此心中焦躁万分。

　　4日下午，我请曾泽生将军到兵团司令部，命他再由第六十军暂二十一师派出一团兵力助攻。曾将军垂首无语，半晌才抬头恳切地说：“桂公，现在部队士气非常低落，城外共军有一个纵队、六个独立师的兵力，围得很紧，我们根本突不出去，这样打下去只能徒遭伤亡。”我有些生气地问：“那么你说怎么办?难道我们就坐以待毙？”曾氏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沮丧地说：“桂公一意要打就打吧，反正我们六十军是没有办法了。”看见他无精打采的样子，我虽恼火，却还是用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之类的话劝慰了他一番。他返第六十军军部不久，勉强增派了一团兵力，也只是摆摆样子，并未认真打。解放后，曾将军曾同我讲，他那时其实已有意举行起义，本想试探一下我的口气，争取一起行动，见我态度顽固，只好收住不说了，不过，我当时根本没有察觉到他的意图。

　　以后我们在西郊又打了三天，但毫无结果。任凭我和各级官长如何亲自督战，士兵们也不肯卖命了，有时甚至只要解放军的回击炮火一打响，出击部队便自动退回原阵地。我又气又急，却毫无办法。这时，东北 “剿总”指示我可使用毒气弹突围，被我拒绝了。在这以前，我就接到过这样的命令，但一直没有执行。我感到，打内战已经是不好的事情，倘对自己的同胞使用国际上都禁用的武器，就太不人道了。所以，一直到长春解放，我都没有想过要动用毒气。

　　7日下午，解放军发起一次反击，第六十军方面一度吃紧，我偕李鸿将军闻讯匆匆赶至设在一家面粉厂内的第六十军临时军部。我们刚一进门，曾泽生将军便气冲冲地朝我大声说道： “司令官，弟兄们都饿着肚子，实在打不下去了。这几天伤亡这么大，再打就要把队伍拼光了。请您下令无论如何要在今晚把部队撤回来罢！”我也知道突围没有多大希望，可又不甘心就此作罢，便扭头问李鸿将军：“李军长，你的意见如何?”李氏早就没有突围信心，只是不敢言明，此刻见曾将军已先公开表示异议，也连忙附合道：“桂公，看来现在突围是不行了，先把部队撤回来再说吧！”我见两位军长都坚决表示不愿再突围，再固执己见恐出意外，遂长叹一声，有气无力地下达了撤退命令。我知道，此番突不出去，也就再无生机了。那时候我非常顽固，根本没有想到还有起义或投诚这一条生路可走。

　　10月10日中午，几架飞机突然飞临长春上空盘旋，我意识到可能是上级送来紧急命令，立即摇电话给杨友梅将军，要他派人联络。果然没多久，杨将军便急匆匆地来到我的住处，报告说：“司令官，空军空投下来紧急公函，请过目。”我连忙接过一看，原来是蒋介石先生分别写给我和李鸿、曾泽生两位将军的亲笔信，信的详细内容我已记不清楚了，大意是说：目前共军主力正在猛攻锦州，东北局势十分不利，长春的空投物资亦难维持。望吾弟接信后迅速率部经四平街以东地区向东南方向转进。行动之日将派飞机掩护，沈阳方面亦有部队在路上接应，等等。

　　我阅过信后，马上通知新七军和第六十军军长到我的住所开会。这时李鸿将军突然患起伤寒症，高烧不退，军务由副军长史说将军代理。不一会儿，曾、史二人即先后来到。两人看过信，都坐在那里默默无语。我问道：“总统命令我们突围，二位看看怎么办好?”曾将军连连摇头苦笑道：“总统下命令容易，真正突围谈何容易?现在城外共军兵力雄厚，而我军是兵无斗志，根本突不出去的。”“就是突出去，这七八百里地，中间没有一个国军，官兵又都腿脚浮肿，不要说打仗，就是光走路都成问题呀!”史说将军一反往常活泼乐观的样子，在一旁愁眉苦脸地补充道。我们又反复密商了许久，仍无结果，我只好将会议结果电复给蒋先生。

　　10月15日，解放军终于攻克锦州，全歼守军十五万人。这样，整个东北国民党军队的陆上退路完全被切断了。

　　在锦州失守的次日上午(即10月16日)，蒋先生再次派飞机空投下来一道措辞十分严厉的 “国防部代电”。电文如下：

　　“长春郑副总司令洞国并转曾军长泽生李军长鸿：酉灰手令计达，现匪各纵队均被我吸引于辽西方面，该部应遵令即行开始行动。现机油两缺，尔后即令守军全成饿殍，亦无再有转进之机会。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般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中本删日已来沈指挥，希知照。中正手启。”

　　随 “代电”还有蒋先生给我的又一封亲笔信，内容与电令大致相同，仅是语气稍缓和些，他说已派二○七师去清原接应，自己也在沈阳停留三日，要我务必果断地率长春守军突围，否则将不能等候矣。

　　我的心被眼前的一切搅得异常烦乱，明明知道突围已不可能，但作为军人又不能不服从命令，心情真是痛苦极了。最后，我心一横：突围是死，不突围亦死，横竖是死，干脆拼死向外突吧，死了也能落个国民党 “忠臣”的名声。

　　想到这里，我命副官通知曾泽生将军和史说将军火速到我的住所开会。史将军接到电话马上就赶来了，曾将军却推说正在吃饭，支吾着不肯来。我一把夺过电话，焦急地说：“曾军长，我有要事相商，你马上来一趟!”“这……我刚吃饭，等一会儿去好吧?”电话筒里传来曾氏犹疑的声调。“不行，事情非常紧急，你得马上来!”我仍坚持。“那好吧，我五分钟以后赶到，可以吧?”他犹犹豫豫地答应了。

　　又过了大约十分钟，曾泽生将军才赶到，神色显得有些慌张，一反常态。我虽有点诧异，但并未料到会发生什么意外。

　　“桂公召我什么事，这么急?”曾氏一面点头与史说、杨友梅二将军致意，一面略微拘束地在我斜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我顺手将茶几上的电令和蒋先生的亲笔信递给他，并告诉他： “昨天锦州已经消息断绝，情况不明了，唉！”也许是因为那一向吸烟过多，再加上着急和难过，我的嗓子像被什么卡住了，说话费力，声音也嘶哑得很。

　　曾泽生将军拿过电报和蒋先生的信，很快地看了一遍，又放回原处，问道： “司令官准备怎么办?”“现在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按命令突围。我决定今晚就开始行动，明天四面出击，后天(18日)就突围。你们看如何?”我情绪激动地站起来，一边来回踱步，一边以不容置否的坚决口气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这个时候，我最耽心眼前的这两位将领不肯同我一道突围。

　　曾将军望望史说将军，又望望我，用很低的音调说：“我没有意见。不过，部队士气非常低落，突围，第六十军没有什么希望。”“新七军的情况也差不多，这些桂公很清楚。如果桂公决定突围，我们服从。”史说将军在一旁轻轻抚着我养的一只小花猫，也慢吞吞地表了态。

　　我沉默了一会儿，没有理会他们的勉强态度，又说：“好吧，突围的事就这样决定了，你们先去准备一下，下午再开会拟定突围计划。”“我们打算从哪条路走呢?”曾将军仿佛不放心似地插上一句。我想了想，心事重重地说： “还是从伊通、双阳这条线走吧……实在突不出去，就拉上长白山打游击。”曾将军苦笑道： “桂公还真打算在共产党的天下打游击么?”我重重地叹了口气，没有作声。其实，我心里同他们一样清楚，突围，仅仅是为了服从命令，其结果无非是战死在城郊。所谓到长白山上去打游击的说法，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实际上是根本做不到的。

　　大家又默坐了片刻，曾将军首先起身告辞说：“下午开会讨论如何行动，我派徐参谋长来参加，他可以代表我决定一切。情况我已了解，一切听从司令官决定。”说毕，即匆匆离去。史说将军也随即返回新七军军部去了。

　　我没有料到，此时我的内部正面临着严重的分化，曾泽生将军已派人出城与解放军联系，正式决定率第六十军起义了。许多年后，记得有一次曾将军笑着对我说，“那次桂公召我去开会，催得很急，我心里好紧张，还以为您发觉了六十军准备起义的事，要将我扣起来呢!”实际上，当时我和新七军的将领对此事一无所知，完全被蒙在鼓里了。

　　当日午后一时，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第六十军参谋长徐树民相继按时来到我的住所开会。

　　会议的气氛十分沉闷。我首先郑重宣读了蒋介石先生的电令，然后询问大家有什么意见。众人面面相觑，默默无言。末了，史说将军说：“李鸿军长正病着，我们也提不出什么意见，还是请司令官做出决定吧!”第六十军徐参谋长也在一旁这样附合着。

　　我考虑了一下，站起来很忧郁地表示了我的决心：“总统既然决心要我们撤退，我们就只好走吧!”

　　随后，杨友梅将军取出地图，与大家一起伏在桌子上研究起撤退的路线、时间和部署。经过大约两三个小时的反复商讨，才算把突围的详细计划制定下来了。

　　当时我们的计划是：决定将长春守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清原转移。左纵队由第六十军担任，先沿吉长公路向永吉疾进，待先头师通过岔路河后，先头师即任纵队后卫转向永吉、磐石铁路线，跟随军主力向海龙、清原前进；右纵队由新七军担任，先派新三十八师向长春南郊大屯方向佯攻，打破缺口后即掩护暂六十一师向南占领伊通伊巴当，担任右纵队侧翼掩护。然后新三十八师作为纵队先头师，再向东南经双阳向烟筒山、磐石铁路线前进。暂五十六师先任长春守军的后卫，固守长春城防工事，俟新三十八师撤出长春后，改任后卫，随军主力前进。暂六十一师俟暂五十六师抵达双阳后，即向双阳转进，担任右纵队后卫，掩护兵团退却。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随右纵队行动。

　　右纵队新三十八师行动时间定在当日午夜十二时，暂六十一师于次日凌晨二时前向伊通方向疾进；左纵队亦在午夜同时突围。

　　一切商定之后，我即宣布散会，要众人马上回去做好夜间突围准备。

　　史、龙、徐三人分别离去后，我和杨友梅将军又驱车来到兵团司令部，亲自部置司令部人员及直属部队的突围事宜。事毕回到柳条路我的住所时，天已黑了。我草草地用过晚饭，便闷闷地躺在卧室床上不停地吸烟。突围的事终于决定下来，似乎使我松了一口气，但紧接着一种空虚、绝望的心情又袭上心头。我知道突围是凶多吉少，倘突不出去，我只有杀身成仁。想到我不过活到45岁，就将以这样的结局了结了自己的一生，特别是还有十万袍泽，十万更年轻的生命要随我一同走向死亡之地，心里感到阵阵悲凉。这样想着想着，竟不觉昏然睡去。

　　那一晚新七军的几位将领却迟迟未睡，大家知道明天必死无疑，心都麻木了。陈鸣人、邓士富、张炳言等几位师长跑到副军长史说将军房里搓麻将，很晚还赖着不走，直到最后史将军发起急来，才把他们赶走。

　　大约晚十时许，我床头的电话突然铃声大作，我一抓起电话听筒，里边便传来第六十军暂五十二师副师长欧阳午急促的声音：“喂、喂!司令官吗?六十军已经决定起义了，今夜就行动!”我刚想探问个究竟，对方却把电话挂掉了。放下电话，我心头一阵紧张，心想第六十军若真的起义，让解放军占领了长春半个防区，那情况就不堪设想了。但转念一想，暂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副师长欧阳午等人素来与曾泽生将军等滇系将领不和，是否是有意夸大其事?此事现在又不便过于声张，免得引起混乱，影响突围。于是，我又立即给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将军打了个电话，请他设法了解一下第六十军的动向。也许是那一天过于紧张、疲倦了，打过电话我又酣然入睡。约摸午夜时分，我在睡梦中突然被人推醒，睁眼一看，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将军和参谋长龙国钧、新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正站在我的床前，一脸紧张的神色。我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忙问：“你们来干什么?”龙参谋长抢先急切地说：“司令官，六十军的情况可能有变化，现在已失去电话联系了!”“什么?”我的心猛一沉，一骨碌披衣坐起来，迫不及待地听取了史、龙等三人的详细汇报。

　　原来在半小时以前，新七军军部附近突然遭到乱枪袭击，经派出该军特务连部队搜查，发现中央大街东半侧的警戒部队已加强了兵力，且士兵说话很多是朝鲜语，先前的一阵乱枪便是大街东侧防区街心地堡内的守兵发射的。史、龙二人曾打电话给第六十军军部接洽，但电话总机称，与第六十军的直达电话线，在三个小时以前就拆除了，因此无法联系。

　　听了上述情况介绍，我始感到事情已发生突变，看来几小时以前暂五十二师副师长欧阳午报告的情况并非无中生有。我随即拿起电话听筒要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将军讲话，但等了很久没人接。再要第六十军徐参谋长的电话，也无人接，这更证实了关于第六十军起义的说法。我无力地放下话筒，重重地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对史说等人说：“算了吧，他们(指第六十军)要怎么干，就由他们干去吧!”“那突围的事情怎么办?”史说将军忧心忡忡地问。我考虑在这种情况下突围已不可能，遂命令立即中止突围行动，将已开始调动的部队撤回原防，并迅速向第六十军方向派出警戒。史说等人走后，我又急将第六十军的上述情况电告给沈阳卫立煌将军，请示今后行动机宜。

　　17日拂晓前，我又多次向第六十军方面摇电话，最后好容易接通了，但接电话的却不是曾泽生将军，那人在电话里粗声大气地问“你是谁，要干什么?”我平静地说：“我是兵团司令官，你是谁?请曾军长同我讲话。”过了好一会儿，听筒里才又传来另一个人的声音，语气比刚才那位缓和多了：“司令官，我是六十军新闻处长。曾军长命我转告您，六十军已决定光荣起义。如果司令官赞成我们的主张，欢迎您和我们一同起义；如果您不赞成，我们也不勉强，就各行其是好了。”我仍要求与曾将军直接通话，但被拒绝了。我刚懊丧地放下听筒，又接到一向与我和李鸿、史说等人十分亲近的天津《民国日报》青年特派记者杨治兴打来的电话，他情绪很激动地说：“桂公，六十军已经起义，曾军长刚刚给我打来电话，要我转告您，说他决不向您开第一枪，希望您带头率大家举行反蒋起义。您看怎么办?”末了，杨氏又一语双关地加上一句：“桂公，您要尽快拿定主意啊！”我心里烦躁极了，只淡淡地说了一句“知道了”，便放下了听筒。

　　天亮后，杨友梅、史说、龙国钧等几位新七军将领和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先生、长春市长尚传道先生等，又相继来到我的住所打探消息。第六十军起义的确切消息使大家万分震惊，众人在一起七嘴八舌地商议对策。正说话间，忽报一名第六十军军官前来送信，我即命请进来。那人进来后稍微环视了一下室内，然后举手向我行了个礼，自称是第六十军政工处长，特地奉命前来送曾军长的一封信，言毕将信递上。我抽出一看，果然是曾泽生将军写给我的一封字迹十分工整的亲笔信。信中说：

　　“桂庭司令官钧鉴：

　　长春被围，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惨酷，目击伤心。今日时局，政府腐败无能，官僚之贪污横暴，史无前例；豪门资本凭借权势垄断经济，极尽压榨之能事，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察军队为人民之武力，非为满足个人私欲之工具，理应救民倒悬。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之危亡，向人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淖。

　　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幸甚，地方幸甚。谒诚奉达，敬候赐复，并祝

　　戎绥!

　　　　　　　　　　　　曾泽生 敬启”

　　阅过曾将军这封言辞恳切的信，我的心情十分复杂。从道理上讲，我不能不暗暗承认他信中说的都是事实。自己在国民党内做事多年，特别是在从印缅回国后的几年中，亲眼看到国统区内的各种腐败现象比比皆是，日甚一日，对此曾一直深感不满和忧虑。同时，在战场上同共产党打了几年交道，也了解到对方的许多优点，如共产党人作风清廉，处处为百姓着想，深受人民拥护，军队中官兵团结，打仗有办法等，心中不乏钦佩之意。但此刻若要我同曾将军一样起义却是困难的。因为我跟随蒋介石先生几十年，多重关系将我们系在一起：在黄埔军校中他是我的师长，在军队中他是我的最高统帅，在国民党内他是我的领袖。我作为他的亲信将领，一向受其信任和器重，对于这种“知遇”之恩，我无时不铭刻肺腑，唯恐在这最后关头因临阵起义而落下个“卖主求荣”的坏名，故宁愿死心塌地地顽抗到底。

　　想到这里，我把曾将军的信放到桌上，冷冷地说：“信我留下，就恕不作复了。请你回去转告曾军长，他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来人闻言没再表示什么，转身退出去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