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饱受战争之苦的人民亟待休养，渴望安宁，急切盼望建设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却违背民意，在和平谈判的烟幕下，不断用暴力打杀民主人士。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7月，前后半年左右时间，制造了一连串惨案。其中70年前——1946年2月发生的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暴露了国民党统治集团践踏民主、坚持内战独裁的真面目。
事件背景：政治协商会议在和平民主的期盼下召开
抗战后，由于国共两党关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理念不同，提出不同的建国方略。中国共产党遵从人民的意愿，提出通过民主联合政府的途径，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响应。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一方面企图依靠美国的支持，坚持在国民政府之下统一全国各方力量，尤其是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以武力继续维持其一党专政的独裁制度。另一方面，迫于国内外强烈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舆论，以及解放区力量不断壮大的压力，表示愿意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企图用政治手段遏制、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致使抗战后国内一度出现“边谈边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局面。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在重庆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谈判后，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政府接受了共产党提出和平建国的总方针。双方还确定了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协定刚签三天，10月13日，蒋介石就密令国民党军队遵照《剿匪手本》对解放区发动进攻，使战争的阴云重新笼罩在人民头上。年底，国民党又在昆明制造一二·一惨案，引发了一场群众性反内战运动。这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局面，不得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同时也希冀争取更多的时间运兵备战。
为了避免内战，及时推进政协会议的召开，12月16日，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吴玉章等人组成的中共政协代表团由延安抵达重庆，参加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12月27日，代表团向国民政府代表提交书面建议，要求无条件停战。1946年1月10日，停战协定正式签订，当天政治协商会议召开。
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由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和社会贤达等5方面代表组成。
政协会议召开期间,为广泛发动群众，团结各界民主力量，推动会议成功召开，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1月11日，民主建国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重庆文化界联合邀集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妇女联谊会、陪都青年联谊会、中国劳动协会、育才学校等23个团体，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协进会共召开了8次各界民众代表大会，每次会议群众都踊跃参加，对开好政协会议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政协会内会外的合作，汇成强大的舆论攻势，使国民党当政派极度不满，不断指派特务打手，捣乱民众大会会场，殴打会议主持者及与会群众，跟踪、威胁到会的政协代表，制造了“沧白堂事件”。同时还非法搜查政协代表黄炎培住宅，非法抓捕和毒打协进会的工作人员。
事件引发：国民党当局密谋破坏各界庆祝政协大会
政协会议历时22天，1月31日闭幕。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国民大会、宪法草案和军事问题五项决议。为了巩固会议的成果,促使五项决议尽快实施，2月2日，由“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所属的民主建国会、中国人民救国会等23个团体，联合组成“陪都各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筹备会”（简称筹备会）。9日，筹备会举行第3次会议，决定于10日上午9时半在较场口举行庆祝大会。推选郭沫若、马寅初、李德全、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史良等20多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为大会总指挥。拟请政协代表孙科、吴铁城、周恩来、董必武、邵力子、沈钧儒、张君劢、曾琦、胡霖、李烛尘、莫德惠、王云五12人到会演说，重庆市参议长胡子昂以议长身份最后讲话。筹备会还加紧印制了准备向大会散发的《告全国同胞书》，连夜赶筑大会主席台，布置会场。谁曾料到对政协会议早就忌恨的国民党顽固派，竟然暗中加紧“筹谋密划”，予以破坏。
得知重庆各界将举行庆祝大会的消息后，2月6日，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向国民党政协代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秘书长请示“对付办法”。8日，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召开第二十次临时执委会。会议由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主持，出席、列席人员有中统、三青团，国民党重庆市党、政、警、宪等有关头目，以及重庆市农会常务理事刘野樵等16人。会议密谋，庆祝大会当天要设法控制会场，选出刘野樵为大会总主席；选派“干练沉毅”的人担任大会司仪；控制扩音器，指定擅长辩论的人发言，阐明“三民主义之宪法不容修改”等内容；发动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及社会服务队队员600人参加大会，并提前到达会场，环立主席台前。9日上午，方治又在市党部主持召开各区党部书记紧急会议，再次部署行动。
他们部署好以后，就向庆祝大会筹备会发起挑衅。2月9日夜，刘野樵以市农行理事名义与会计师公会理事长古铎等人，携带没有盖公章的以市农会为首的8团体公函到章乃器住宅，声明要参加大会，并要作大会主席。此前，筹备会曾分别通知重庆市农会、总工会、市教育会、市商会等团体派人参加，并将筹备消息随时在媒体披露，但这些团体始终未派人参加。面对这些不速之客的蛮横要求，章乃器当面揭穿他们的谎言，同时答应向筹备会转告他们的来意。当晚他通知筹备会多准备主席团标志，以便次日接纳他们参加会议。
事件经过：国民党特务在会场大打出手制造惨案
2月10日8时许，刘野樵和市教育会理事长吴人初、市商会秘书周德侯等已到较场口会场，他们率领的特务，以20人为一组，分30多组，布置在主席台周围。中国劳动协会、全国邮务总工会、育才学校等团体近万名群众也陆续赶到会场，满怀喜悦和期待，静候大会的开始。
9时左右，原定的开会时间尚未到，主席团成员、参会的团体还没有到齐，大多数政协代表还未到，刘野樵、吴人初、周德侯等人急不可待，即鼓噪开会。章乃器以时间未到，加以婉言劝止时，被人当胸拳打。周德侯夺取扩音器后大声叫喊，提议刘野樵为总主席，众多跟手随声附和。刘即以总主席自居，宣布开会，举行“肃立、奏乐、唱党歌”等仪式，自唱自和。大会总指挥李公朴拟按大会议程报告大会筹备经过时，遭到十几个暴徒的围打，从台上被打至台下，头部血流如柱。施复亮、马寅初声明开会的时间和程序须按照筹备会决定的议程时，都被殴打致伤。马寅初马褂长衫被抢，文稿被夺取，施复亮被打到一家杂货店内，恰逢胡子昂车赶到才被接走。政协代表郭沫若呼吁不要打人，自己遭拳打脚踢。沈钧儒亦被暴徒追打，幸遇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朱学范乘车前来，被护送回去。
混乱之际，数十名暴徒冲向台下排列整齐的队伍中，大打出手，一些打手还把长条木凳向人群抛掷，致使劳动协会的职员陈培志和会员冉瑞武、梁永思、顾佐衡等重伤。《新民报》邓蜀生、姚江屏，《大公报》记者高学逵，《商务日报》记者梁柯平等目击惨状，上去劝阻，也被打伤。周恩来、莫德惠、李烛尘、张君劢等政协代表到会时，被阻场外。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到会后，表示无可奈何，自行离去。所有与会代表愤然之下纷纷退离，此次事件，被殴打重伤的知名人士和群众共有60多人，还有人失踪、被捕，史称较场口事件。
事件影响：各界民主力量掀起反独裁、反内战运动
围绕较场口事件，中国共产党联合全国各界民主力量，从舆论宣传、发动民众到法庭较量等方面展开激烈的斗争，掀起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反内战、反独裁民主运动高潮。
事件发生当天，周恩来、邓颖超、廖承志等即率领中共代表团，到医院慰问受伤人员。当晚，民盟代表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沈钧儒、章伯钧等11人联名致函蒋介石，表示抗议。13日，周恩来同张君劢、梁漱溟、陈启天、李烛尘等人往访吴铁城，要他电告蒋介石，彻查真相。远在延安的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等25人联名通电，痛斥特务暴行，并推举黄齐生专程赴重庆看望受伤的民主人士。《解放日报》也发表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撕毁政协协议、企图挑起内战、反共反民主的本质。
较场口事件后，国民党控制的媒体《中央日报》《新蜀报》《和平报》等颠倒是非，混淆视听，进行欺骗宣传。第二天，《新华日报》《民主报》《新民报》《商务日报》等8家日报和新民、大公、南京3家晚报，都详细报道了事件真相。为了反击国民党中央社媒体的谣言，在场目睹暴行的重庆各报记者42人，由《新华日报》采访主任石西民牵头，集会商谈，推出石西民、刘火子、浦熙修等5人为核心小组，联名起草致中央社的“公开信”，揭露中央社颠倒黑白的造谣，并在《商务日报》《新民报》登出。然而，中央社不顾黑白，给《新华日报》炮制了一封公开信，极力狡辩。《新华日报》针锋相对，发表复信，42名记者再度致函中央社，予以严正反驳。《新华日报》更是进行大量集中的宣传，从2月11日至22日，12天内，发表的消息、社论、通讯特写、署名文章、群众来信就有113篇，披露了事件真相，驳斥了国民党的宣传谎言，有力支持了广大人民群众追求和平民主的斗争。《世界知识》《中学生》《经济周报》等20种杂志专门编印《为陪都血案争取人权联合增刊》。在重庆的路透社、合众社、塔斯社等都进行了报道。
筹备会的民主人士，也没被暴力吓倒，继续坚持斗争。2月11日下午，李德全主持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报告大会筹备情况、惨案经过及受伤情况，提出强烈的抗议和严正要求。12日，会议决定由参加筹备会的23个团体联名控诉血案，推举代表向蒋介石请愿。14日，派代表往访吴铁城，要求彻底查处肇事者。17日，再次举行记者招待会，全面驳斥国民党的诬言。3月31日，筹备会再次发表启示和给蒋介石的函，重申严惩凶徒的立场。4月11日，李公朴、施复亮等50人发起成立“二一○社”，坚定地投入人民民主解放运动。
全国各地的爱国团体也都成立后援会，支持民主正义的斗争。中华论坛之友社等11个团体组成各界陪都青年二一○血案后援会。重庆民生机器厂等47家厂的工人组成陪都工人二一○血案后援会。中央工业专科学校、重庆大学、中央大学等大学生团体，联名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茅盾、巴金等文化界152人联名发表《为二一○血案告国人书》。戏剧界145人联名致函慰问受伤民主战士。成都、昆明等地举行了万人大游行。上海、武汉、广州、西安、北平、香港等大中城市和各解放区，都进行了函电慰问、抗议集会等声援活动。
在法庭上也展开了一番激烈的较量。惨案发生当天下午，李公朴、施复亮、陈培志等人就聘请史良、林亨元为律师，向法院告发。法院迟迟不予受理，3月初，李公朴等人再提起公诉。而此期间，刘野樵等恶人告状，居然反向起诉李公朴等人“聚众逞凶，扰乱集会，伤害他人身体”。重庆地方法院以双方自诉，并案审理。3月15日开庭审理，法庭是非不分，借口调解此案，致使案件不了了之。
面对全国人民的声讨和抗议，国民党当局并未收敛，相反在独裁、内战的路上越走越远。2月21日国民党特务骚扰并捣毁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22日，捣毁《新华日报》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打伤工作人员多名；其后还封闭了共产党在北平主办的《解放报》及其他多家报刊、通讯社。3月1～17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宪法草案修改原则”决议，从根本上推翻了政协决议。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一手包办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第二次会议上，公开诋毁政协会议。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联合全国各界民主力量，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谁要内战、谁要和平？谁要独裁、谁要民主？较场口事件，给全国人民上了一堂鲜明、深刻的政治课，使更多的人渐渐认清了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使更多的人参加到制止内战、反对独裁的行列，从而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到前所未有的巩固和发展，大大加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