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近期，中止了12年的“上海文学艺术奖”评选重启，选出文学、影视、音乐舞蹈、戏剧、美术五个领域的“终身成就奖”12人——方增先、吕其明、陈佩秋、尚长荣、贺友直、草婴、徐中玉、徐玉兰、钱谷融、秦怡、舒巧、焦晃。这其中的吕其明、舒巧不仅在各自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且他俩均有过一段在新四军战斗生活的难忘经历。新年伊始，本刊记者专门采访了这两位老战士、老艺术家。
10岁就参加新四军的吕其明
1月6日上午，大江南北杂志社两名记者跟随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领导来到吕其明老人家采访。吕老热情地将我们迎进了屋，领着我们沿着摆满绿色植物的走廊，径直走进会客厅，厅里空调已开启，吕老一边招呼大家坐下，一边忙着倒茶，一阵忙活后这才坐下说：“欢迎你们来！”
老先生直接问：“你们想知道些什么呢？”记者说：“想了解您在新四军生活的经历。”
吕老爽朗地说：“对，我可是1940年的老兵。”接着就开始了对自己革命和艺术生涯的叙述。
我能走进革命队伍是因为我的父亲吕惠生。我父亲是一个农业专家，1926年北京大学农学院毕业后回到家乡安徽无为办学，任无为中学校长。1938年底，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从皖南军部来到江北，组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张云逸专门拜访父亲，共商抗日大计，我父亲很是感动，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和影响力募集了大量的粮饷弹药，支援新成立的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父亲因支援新四军，积极参加抗日工作，被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1940年2月，当无为县国民党当局准备逮捕他时，他和母亲带着我们4个儿女连夜投奔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从此，我们全家与共产党、新四军风雨同舟、安危与共。
不久，我们又跟随部队东进，前往新四军2师淮南抗日根据地，母亲是放大的小脚，父亲是个书生，还有我们四个孩子，为了不掉队，全家咬着牙跟着部队走。经过20多天的行军，我们来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半塔集。一天我们家来了两个女文工团团员，她们劝我母亲让我和我姐姐吕晓晴去抗敌剧团参军。因为当时抗敌剧团正在排练歌剧《农村曲》，第三幕需要一个十来岁的演员去扮演一个逃难小孩的角色。母亲觉得我们只有十来岁太小了，就跟她们说：“你们去问孩子的父亲吧。”父亲倒是很干脆、很支持，他说：“好嘛，让他们到革命的大熔炉里去锻炼！”就这样，12岁的姐姐和10岁的我在1940年5月参军了，成了抗敌剧团的小团员。
部队生活非常艰苦，没得吃，经常行军，还经常有日军“扫荡”。有一天，部队休息，大家都在老百姓的打谷场上靠着秸秆晒太阳，我就觉得身上特别痒，我把衣裳一解开，一排全是虱子，随手一抓，一挤一滴血，头也十分痒，我姐姐拿梳子来帮我梳头，发现头皮都被虱子拱破了，淌黄水了。我有一张珍贵的照片，是 1941年和姐姐的合影，照片上的我是个光头，就是因为满头的虱子才剃了个光头。
有一次，我们行军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刚刚被敌人扫荡过，有的房子还在燃烧，剧团先帮老乡灭火，然后搭台子准备晚上演出。我们的舞台很简单，打两个桩竖两根杆子，挂上汽灯，拉上幕布，舞台就搭成了。《农村曲》这个歌剧从头到尾老百姓都很受感动，演到高潮台上台下都流泪，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演到第三幕高潮，台上唱了一个大合唱：“种子下地会发芽，仇恨入心也生根，不把鬼子杀干净，海水也洗不清我心头恨，打死一个算一个，打死两个不亏本，以一当十十当百，要活命的只有参加新四军，要活命的只有参加新四军！”台上气氛高昂，剧中的男主角王大哥站出来说：“我要参加新四军！”这是演员在演戏呀！但是想不到的是：从台下立即跳上来几个看戏的年轻小伙子，嚷着：“我们也要和王大哥一起参加新四军！”说明当时文艺的巨大作用，可谓立竿见影。我第一次感到了文艺宣传的力量。
还有一次，我们行军了一整天，累得不行，晚上还有演出任务，十来岁的小孩走了一天疲劳得不得了。演出开始了，该我上场时，大家却发现我在桌子下面睡着了。从此以后，每次演出团长都会指定一个大哥哥或大姐姐看着我，给我讲故事，别让我睡着了，看着我直到上场。
1942年，音乐家贺绿汀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本来只是从上海到延安的暂时停留，但是路上不好走，只能等待时机。这样他就来到了我们2师抗敌剧团指导工作，在我们那里待了三个月。有一天，团长说：“我们团要来个大人物，全团到村口去迎接。”远远地走过来一个人，中等身材，一副书生相，后面跟着一个饲养员牵着一匹枣红马，马鞍子上挂着一个小提琴盒子，我就对那个小提琴特别感兴趣，一直琢磨着：“这是什么东西呀？”晚上师部开联欢会，贺绿汀给大家拉了一曲小提琴。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他帮助我们训练歌队，教我们乐理，提高我们音乐水平，特别是教我们唱他的《1942年前奏曲》，他一句句地教我们，非常有耐心，这三个月里我们唱了他很多的歌曲，如《垦春泥》、《胜利进行曲》、《游击队歌》……
一个春夏之交的晚上，我远远听到有琴声，那天晚上特别安静，皓月当空，我顺着琴声跑过去，坐在一旁静静地听，完全入迷了，贺绿汀拉琴拉得非常陶醉，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演奏的是什么（后来回想可能是贝多芬的《小步舞曲》），就觉得非常好听。贺绿汀一曲完了，一回头：“哟，这怎么还有个小孩坐在旁边听！”他走过来问我：“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父母是谁……”我开始还有点紧张，聊着聊着我也就放松了，他对我说：“你现在12岁正是学琴的时候，赶快让你父亲给你买把琴。”说得我心里痒痒的，对音乐的向往受到了鼓舞，又激动又高兴。这段经历对我影响非常大，甚至跟我走上音乐之路也有很大关系。这个小插曲，贺绿汀在《贺绿汀传》里也提到了。从那时候起，我就得了小提琴的相思病，直到1947年我调到华东军区文工团时，分到一把小提琴，这才解了我对小提琴的相思之苦。
我就是这样跟随着部队一路行军一路锻炼成长， 15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战争时期人成长得快，我十二三岁时候已经很懂事了，皖南事变后，组织上派我父亲到7师工作，临行前陈毅军长送给父亲一把“掌心雷”德国小手枪，父亲离开2师时将这把小手枪留给了我。
从1940年到1942年，我来到新四军2师抗敌剧团；1942年调到7师文工团；1947年又调到华东军区文工团，一直到1949年，经历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随着陈老总一路打到上海。我们进上海是1949年5月26日，部队对我们很照顾，没有让我们和战士一起睡马路，而安排我们住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27日上海解放。1949年11月我离开部队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小提琴演奏员。这9年，我从一个孩子到青年，从一个无知的孩子到一个文艺工作者，我在革命队伍里长大。
记者知道，吕老后来有杰出的艺术成就，创作了60多部电影、200多部（集）电视剧的音乐，还有10多部大中型交响乐作品，对他的艺术成就各大媒体已经有过很全面的报道，序曲《红旗颂》、交响诗《铁道游击队》、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谁不说俺家乡好》等早已家喻户晓。吕老告诉我，他的艺术创作有“两条原则三个目标”。两条原则来自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是艺术要为人民服务，二是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他说：“写作品时，这两条根本原则伴随了我一生，指导了我一生。”
1990年离休后，吕老给自己定了三大任务：要继续为主旋律的电影电视剧写作品；要为部队做点事；继续写交响乐。他说：“我非常珍惜9年的部队生活经历，它所给我的思想营养使我终生受益，饮水思源，没有党和军队对我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我对党和军队有很深的情感，我要感恩！”
新安旅行团走出来的舒巧
2015年元旦过后一个温暖的冬日上午，我们来到了位于威海路文海公寓的舒巧家中，打着向舒老师道贺的幌子来听她讲述在新安旅行团的故事。她小小年纪跟随父母从上海到根据地参军，在她眼里战火纷飞的岁月不是艰辛紧张，而是趣味横生，这段童年的经历像一串由五彩珠子串起来的项链，留在她的记忆中。
1942年，父母亲到苏中抗日根据地参军，但是因为精兵简政，没有成功，全家便在当地的一所中学暂时住下了。1944年父母正式参加了新四军，无法将我带在身边了。一开始父亲把11岁的我送到护士班，护士班不收，说：“你一个小孩还当护士呢，人家护理你还来不及呢，不要！”父亲又打听到，新安旅行团收小孩。于是我便跟着通信员，开始寻找新安旅行团，走时就一身单衣，啥都没带，走着走着单衣变棉衣，途中也不记得是哪位大娘给我做了一身棉衣。找到新旅的时候已经是冬天了，走了半年才在苏北找到新安旅行团。
新安旅行团和别的文工团组织结构不一样，它根据团员的年龄，分三个部：青年部、少年部、儿童部。我被分到儿童部，在这里一待就是6年。为了方便照顾我们生活起居，儿童部的每个孩子都分到一个哥哥或姐姐，他们督促我们早晨起来要洗脸，衣服脏了要换洗，吃喝拉撒全管，当然他们还要管我们读书学习。照顾我们的那些大同志其实不比我们大几岁，照顾我的哥哥也只比我大三四岁。他们希望我们吃饭睡觉别捣乱，我现在回过头来想想，管我们真是很麻烦：不愿意洗脸、不愿意洗澡、不愿意洗脚，就愿意吃饭，一撒丫子就跑得无影无踪了。行军时别把我们丢了，打仗时看好我们别有危险，平时照顾好我们别生病，这估计是大同志们最大的压力。
我们很少洗澡，因为不常洗澡，团里很多孩子满头满身都是虱子。到了冬天伙房一般一个月烧次水给我们洗澡，冬天特别冷，我们都很怕洗澡、不愿意洗澡，所以一说要洗澡了，我们一下子全跑了，哥哥姐姐们就开始满村抓人。管我的那个哥哥为了治理虱子问题直接给我剃了个光头，我还挺得意，别的小孩长虱子要用篦子篦、要用手抓，我一个光头倒省事了，不仅没虱子了，连洗头发也省了。
印象很深的还有，抗战胜利后，我们驻扎在淮阴，国民党飞机来了，我们还追着飞机看热闹，很稀罕。飞机飞得很低，我跟小伙伴们说：“我都看到坐在飞机里的驾驶员了。”他们还说我吹牛。
淮阴撤退时，部队打巷战，子弹打得火星乱跳，像放烟花一样，觉得很好看，我们都要出去看，照顾我们的大同志把我们往壕沟里摁，我们仍忍不住老伸头出来看。他们烦死了，我们只觉得好玩。大同志要保护我们的安全，怕我们有危险，我们这样“无所畏惧”把大同志们搞得提心吊胆的，给他们添了很多麻烦。
还有一次躲飞机，我钻到两垄地瓜地之间的藤蔓里，趴在里面觉得很好玩，飞机走了我也不出来，部队继续行军却找不到我了，大同志们到处找到处喊，最后把我从地瓜藤里拎了出来。当时战争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头顶上，但没有多大的概念，因为那时飞机轰鸣声、枪炮声成天在耳边响，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年纪小没有害怕的感觉，都是看热闹。
1946年，我13岁，部队要撤往山东，我们新旅也跟着从淮阴往山东走，走了很长时间。我那时对走路没有特别痛苦的感觉，每人一个小背包，里面一床小被子一个枕头，枕头里没有枕芯，塞得是换洗的衣服。在我印象中行军也很好玩，开始我们夜行军，白天睡觉，晚上行军，很长很长的行军队伍。困了，我们小孩子也有办法，一边走路一边睡觉还做梦，醒了就又到达下一个村子了，又可以睡觉了。后来改为白天行军，白天行军更有得玩了，从早上走到晚上，四面八方都能看看，一路走到山东，没有觉得走路很累。
新四军对我们很照顾，是部队将我们养大。在新旅时，我们离军部驻地很近，经常能看到陈毅军长，大家没有首长领导的概念，眼里只有大人小孩的区别，所以我们也不怕他。打仗时缴获到什么好的物品，总是优先分给我们一些。在山东沂蒙山的时候，整个部队都吃高粱煎饼，但我们能吃到白面煎饼，甚至偶尔会有肉吃，但我不知道大同志们有没有得吃。那时美国有时会将空投给国民党的物资误投到我们解放区，里面有很纯的巧克力、奶粉、罐头，军部都会分给我们。我们的零食更有意思，两个极端——有美国的军用巧克力，有老乡们地头上晒的地瓜干，这两种零食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我们觉得一个味，都很好吃。我们住在村里老乡家，老乡对我们也很好，按理说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们不可以吃老百姓的地瓜干，但是大娘们会偷偷地塞给我们。新旅的孩子们父母都不在身边，甚至音信全无，我们这些孩子跟部队跟老百姓之间感情很淳朴。
新旅给了我家的温暖，它不仅仅是个部队机构，更像一个大家庭，很有家庭氛围，很温馨。闲暇时，团长会带领全团一起做游戏，我记得那时做得最多的游戏是“官兵捉强盗”，全团分两拨，一半做官兵一半做强盗，做游戏时热闹有趣地打成一团。新旅采取大孩子带小孩子的一对一家庭管理的模式，而非首长带小兵。所以可以全团一起做游戏。过春节也是很温馨的，半夜时会有人将信放在你的床头，第二天早晨一醒来就能看到别人给你写的信，收不到信会哭鼻子的，为了能收到更多些信，自己也会多多给别人写信。
新旅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对我影响也很大，在这里我读到了很多的世界名著。在我七八岁的时候，父亲给我读的书是《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镜花缘》，到新安旅行团的阅读范围扩大到了世界名著，这种世界文学的滋养，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书当然是不给我们的，怕我们弄坏了、弄丢了，大同志给我们读书里的故事。我们读的书范围很广起点也很高，果戈里、托尔斯泰、契科夫等的著作都读。我读的第一本神话是希腊神话，听的第一个鬼故事是果戈里的《维》。上海解放进城后，阅读更广了，不仅有俄国的，还有法国的美国的名著。
1949年进上海时，部队照顾我们没有睡大马路，而是在淮海路的一座大豪宅里打地铺。进城后，新安旅行团改名为新旅歌剧团，后并入华东人民艺术剧院，后又改名为上海歌剧院。按陈毅市长的指示，新旅儿童部、少年部的孩子大部分都重新去读书接受正规教育。大家被分到各地读书，有学理科的，有学文科的，有学艺术的，照顾我的那个哥哥被分去学习导弹技术了。因父母都在北京，我被分到北京学舞蹈了。
在新旅的6年，我们没有给部队做过什么大工作，不捅娄子就算好了。我们儿童组里11岁是最大了，还有9岁的呢。只有慰问伤员时我们还挺派用场的，去病房，无论我们是唱歌还是跳舞甚至捣乱，伤病员他们都很喜欢。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伤病员倒不一定真是喜欢我们的歌或舞，而是这群孩子暂解了他们对家人的思念之苦，他们是看到孩子而高兴。不是我11岁能干什么革命，其实是革命队伍养大了我们，这是比较朴实朴素的说法，我很感恩这时间，部队一边打仗一边还要照顾我们，是新安旅行团和根据地的老百姓养育了我们这些孩子。
第一眼见到舒巧老师，她穿着简朴宽松的家居服，跟一般舞蹈家给人精致的妆容、考究的服装印象大相径庭。采访过程中，舒老师的豁达、率真表露无遗，有着典型艺术家的性格。战争的血腥与死亡，似乎没有给她留下太多的记忆，6年的战地生活也是平铺直叙。舒巧1942年随父母进入苏中根据地，1944年参军（直属新四军军部领导的文艺团体新安旅行团），1949年随第三野战军入上海，1951年至1953年到中央戏剧学院（崔生喜舞蹈研究班）学习舞蹈。毕业后回上海，新安旅行团更名为上海歌剧院，任歌剧院舞剧团主要演员、编导。
舒巧从16岁去北京学舞蹈到 81岁获得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她已经和舞蹈艺术打了半个多世纪的交道，她主演过《后羿与嫦娥》、《小刀会》等舞剧，获奖无数，并创作了《岳飞》、《胭脂扣》、《黄土地》、《三毛》、《达赖六世情诗》、《青春祭》等30余部大型舞剧，上演了19部。
走出文海公寓，舒巧给记者的深刻印象还有：她不同意艺术市场化；她怕记者剪辑她的话；她不认为小小年纪的孩子为革命作出了什么贡献，她反复强调部队和老百姓对她的养育之恩。真是一位可敬可爱的老太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