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15日，89岁高寿的樊发源同志走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樊发源，1921年5月出生于江苏省如东县掘港镇。1940年12月新四军东进通如海启地区后，他参加革命工作。樊发源是我的老领导和良师。
1947年1月，华中野战军北上，我九分区人民武装力量薄弱，敌人大兵压境，在这样险恶的环境里，《江海报》的铅印版不能出了，只能出油印版，组织上把我调到江海报社工作。我向报社总编樊发源同志报到，与老樊就这样相识。这段时间不长，算起来不到三个月。但我印象最深的是，从报社总编到工作人员，没有叫职务的，总是“老樊”、“小林”……当时的编辑、记者中，较多的人都是20岁刚出头，大家亲如兄弟一般。那时，我和林平担负油印版刻写任务。油印版一期两版，我们刻写完成后由老樊最后审定。再下一道工序就是上机印刷了。这时通常已是后半夜，总是由老樊亲自动手，我们当下手。他围上一条围裙，套了袖套，用油墨滚子在墨盘里滚好墨，就一张一张地印。他的油印技术相当高，又不怕苦不怕累不计个人得失，所以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1947年4月，我又从《江海报》调到分区主力团——七团去担任团报《胜利报》主编。通过不断的努力，我终于开始独当一面地办起报来了。追根究源，我是研究和学习《江海报》的编辑经验，不断改进《胜利报》的编辑工作，老樊还经常给予我指点。1947年6月23日，他给我写信，提醒我要像在《江海报》编辑部那样，抓紧自己的思想检查和改造。他告诉我：“通讯工作是报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读者、记者、编辑沟通和联系的纽带，因此你得眼睛向下，有计划地虚心掌握领导全团的通讯工作。”另外，他还要求我为《江海报》和新华社华中九支社组织稿件，而且开出了题目。
遵照樊发源同志的指示，我在七团积极认真抓了通讯网的建立，较快地建立了一支通讯员队伍。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在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生命的、为党报写稿的通讯员，我团一连党支部副书记常本厚同志是其中的一位。常本厚是二分区人都人，1947年7月调到我团一连后，就在连队开展读报活动，建立了通讯组，他积极带头在四个月内为《胜利报》写了26篇稿件，可惜他在同年11月4日刘桥战斗中光荣牺牲了。他生前曾经对我说过，他有一个心愿，希望能成为《江海报》的一名通讯员。我为此事专程去江海报社向老樊同志汇报。老樊听了很感动，决定以江海报社名义，追认常本厚同志为《江海报》的荣誉通讯员，并希望各地通讯员向他这种忠诚为党报写稿的精神学习，同时附了常本厚的遗作《陈老太太是我们第二个母亲》，还刊登了我写的《替常本厚同志报仇》的通讯。
在频繁的战斗中，我除了编《胜利报》外，仍坚持为《江海报》写稿，如《本分区成立周年，梁灵光司令员提出三点希望》、《拿下长河滩太平桥》、《攻克南阳村》、《特等英雄顾云丰》、《某部第四次庆功祝捷》等多篇比较重要的报道，在《江海报》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用。《江海报》能较多地刊用我团的稿件，是对我们七团全体指战员的鼓舞和鞭策；同时我也感到，为《江海报》开辟稿源，也是我为报社应尽的职责。
樊发源同志逝世后，引起许多新闻战线老战友、老部属绵绵不尽的哀思，新华日报社刘向东同志写了一篇真挚感人的纪念文章，我读后不禁落下泪水。文章题目是《樊总的小屋》，文中写道:“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地处新华日报社老大楼四楼顶层，窗外便是硕大的阳台。夏日骄阳烘烤，冬天风袭雪侵，形同报社的‘西伯利亚’。小屋又窄又浅，简陋局促，挤满一床、一桌、一椅，再没下脚的地方了。从青壮年到白发苍苍，樊总就在这里学习、工作、生活。小屋眷眷，留下他俯首奉献的孺子牛身影，见证一位老报人日夜操劳的耿耿衷心。他长年吃住在报社，一周工作六天半……处于日夜紧张状态，神经绷得紧而又紧，能坚持几年已实属不易，而他却年复一年地坚持守在小屋，一直坚持了30年，其毅力和韧劲，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一生献身新闻战线办报育人留风范，卅载耕耘新华日报清廉勤恳传美名。”这副挽联是新华人对樊总一生的崇高评价。
樊发源同志远走了，使我十分悲痛。回首当年风雨同舟走过的路，往事历历在目。我与他一起共事，朝夕相处，他的为人、做事，给了我诸多的启示和教益。他年长我3岁，相处期间，他亲如兄长般热诚相待，让我从心底里乐意同他交往，成为挚友。
我仅以这篇短文作为对他的深切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