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研究罗炳辉而走近袁国平。在罗炳辉不多的抗战影像中，有两张照片是与袁国平有关的。其中一张注明是1939年元旦拍摄的新四军直属队干部之一部，画面中除了有新四军的著名领导人项英、袁国平、邓子恢、罗炳辉，还有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和中国女作家安娥。另一张是1939年2月在新四军政治部驻地云岭山下的汤村的合影，画面中有袁国平、邓子恢、罗炳辉，有随罗炳辉一起起义参加红军的戴济民医生。
由于战争的原因，也许还有老照片没有发现，使得我们无法一睹一文一武两位将军在一起的更多丰采。但仅此两张照片，也足以看出两位将军的关系非同一般。照片也是人际关系的一种见证，道不同不相为谋，人不同不相为伍，在罗炳辉的军旅生涯中，两位同事搭档十数年而未见一张合影的情况并非没有。
袁国平将军是文将，罗炳辉将军是武将，却都是至情至性，重情重义的大男儿。就袁国平将军而言，在我心中，他始终是一位充满了理想信念而为之勇洒热血的性情书生。他是以文化的特质在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如果有人要写一部《新四军文化史》，袁将军是不应被遗忘的一位。皖南事变中，他舍生忘死，为了保全卫士连的战士而不惜向自己扣动扳机，正应了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那句千古名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我们今天缅怀先烈，只能从先辈的事迹和他们的著作中去感知他们壮烈的人生，去仰望他们高贵的人格，去祭奠他们永不消逝的英魂。幸而，袁国平将军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为数不少的著作，使我们能够更亲切地走近他，俨若在聆听他的教诲。
在一次次的追寻先烈的路途中，我一次次得以阅读将军的遗著。在一次偶然的阅读中，我在1939年2月15日的《新华日报》上读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为欢迎日俘漕福和三谷而举办的晚会上，陪同第五战区军风纪巡视团深入敌军占领区域归来并带来两位日俘的袁国平将军进行演讲的情景。原文如下：
“年轻力壮的袁政治部主任讲话了，活泼生动的言辞，引起了数百青年共鸣的掌声。袁主任说沦陷区域并未沦陷，这次巡视团一行三十余人，都骑着马，大模大样地穿过敌人封锁线，自由行动，沿途召开民众大会，敌人毫无办法。沦陷区域的民众，已热烈参加抗战，敌人除占领几个城市外，广大的乡村毫无力量来统治，敌人今天在沦陷区域只有点的占领，而无线的占领。
最后讲到军民关系，新四军与战区民众，真已打成一片，有一次我们一个排长光荣的牺牲了，附近的民众硬要抬回去安葬。更有一回，在溧武路上，我们三个侦察员，看见有三辆汽车迎面驶来，上面坐满了敌军，便准备好手榴弹，等到车辆驶近，一齐丢去，最前面的一辆炸毁了，车上三四十个日寇都做了冤鬼，但是第二辆第三辆上的敌军，一遇此警，立即停下来，我们三个英勇的青年战士，便在大队寇包围下殉难，待等到日寇过去，百姓买了很好的棺木，举行了盛大的葬仪，并且还为这三个战士立石碑纪念。最后讲到，敌人因为害怕新四军，近来正调集淞沪一带寇军来进攻，企图一鼓将我部队消灭，我们今后将遭遇更大的困难，可是只要刻苦奋斗，我们必然能战胜这一困难的……”
这是著名战地记者石西民先生在他的新闻通讯《新四军的一个欢迎晚会上》所披露的将军言论。石西民先生这篇通讯写于1938年12月24日的皖南前线，可以看出，袁国平将军的演讲是即兴演讲，既谈到了抗战形势，也强调了军民关系。文章虽然没有过多描述袁将军，但他的风采已溢于言辞了。
尔后，我在《时论丛刊》1939年第3期读到了《新四军一年来政治工作的总结及今后任务——二月十二日在新四军政治工作会议报告》。这个报告的提纲在已出版的《袁国平文集》中可读到。长达14页的提纲的写作日期是同年的2月7日，这篇文献的刊出稿长达28页，虽然略去了最后一部分中第三节“民运工作的任务”和第四节“对敌伪工作的任务”的内容，但仍不失其文献意义。一方面它纠正了不少研究文章将这篇报告的演讲时间判定为2月7日（而实际是《时论丛刊》副题中的2月12日），另一方面又可和提纲对比阅读，使我感到这位政治部主任为文的严谨、沉稳，哪怕是一篇工作报告也很重视做提纲。提纲是成熟的提纲，报告的成品更是无可挑剔。它显示了作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将军履行其工作职责的认真、细心和一丝不苟，显示了一个有不俗文化底蕴的新四军政治工作领导人应有的崇高情怀。英国《大美晚报》记者贝尔登早在1939年1月间就曾说“政治部是新四军的灵魂”，那么这灵魂的塑造者，最重要的代表者一定是作为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将军。
随之，我又发现了由林植夫翻译的《敌兵家信集》（1940年3月由新知书店出版），由袁国平将军为该书所作序言（作于1939年7月）。袁将军在序言开首说：“我们仇恨日本军阀，但是我们也同情日本的人民。日本军阀为激起中日民族的恶感，常常指挥士兵作杀人的竞赛和娱乐，他们想用这样的办法来养成士兵侵华的残暴性。在家信中我们看出他们经常在大批的屠杀中国人民之后，把无数的头颅，陈列起来拍成照片，遂向国内亲友到处寄递，以夸耀他们的‘丰功伟业’。也许他们心里想着这一定能获得国内人民的‘歌功颂德’的，然而‘人’终是‘人’，有人性的日本人民，对这种野兽的残暴行为，却是感到‘毛骨悚然’与厌恶憎恨的。”
袁国平将军在列举了一些日本士兵的家信后指出：“战争是残酷的，杀人一千自损八百，两年来的中日战争，固然造成了中华民族的空前灾祸，但同时也在日本人民中造成了无数的孤儿寡妇，从多情的岛国女郎情书中，更使我们深刻意味到日本军阀的血手，如何在日本人民心坎中深植下了沉痛的悲哀。”他希望日本士兵“醒觉过来，不再受军阀愚弄来替自己制造惨剧”。他认为日军士兵的家信中“充满着结束战争的呼声，和祈祷和平的愿望，因为他们已从中国正义抗战的教训中，体验到这样铁的事实”！他认为从日军士兵的家信中可以“证明中国是不可能战胜的铁的事实”，可以证明“日本军阀所空嚷的长期战争与百年战争，只是失望的哀鸣与聊以自慰的梦呓”！他认为只有“铁拳一样”地打击侵略者才能帮助日本人民觉悟。袁将军在全民抗战的初期，能有如此理性的判断和考量，和他作为政治工作领导人的身份再符合不过，难怪有人要说他是天才的政治工作者了。
与《敌兵家信集》同时出版的还有一本《敌军士兵日记》（由林植夫等翻译），其序言《序敌兵日记》仍然由袁国平将军所作，表明袁国平将军为抗战事业，为抗战的宣传教育完全是不遗余力了。正如他给侄子袁振鹏的信中所说：“愿为中华民族之生存和解放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勇敢战斗，纵然捐躯疆场，死而无憾。”
我所例举的仅仅是将军遗著中很少的一部分。其他尚有《袁国平文集》中没有刊载但在别的书刊上已经陆续披露的一些文章，我愿意将它们提供给正在研究袁将军的后来人。
袁国平将军在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少光辉的著作，但由于战争的原因，也许还有不少文章我们无法读到，但仅从我们所能读到的他的这些遗文中，已很可以仰望他的高贵人格和伟岸形象。他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幸福献出了自己短暂的一生。虽然光明磊落且浩气千秋的袁国平将军在牺牲后曾蒙受不白之冤，受到过错误的处分和违背事实的批评，但“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他是革命军中真正的书生革命家，是定格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一代革命先驱，是那个将人格良知与报国情怀雕塑成共和国之魂的民族英豪。
我曾拜谒过雨花台烈士陵园，而当时不知袁将军墓就在其中，未作过多停留就移步中山陵了。他日再有机会拜谒雨花台之时，一定采撷一朵景仰的小花献给敬爱的袁国平将军。（2013年春节前夕写于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