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识梅福林，纯属偶然。2012年岁末的一个晴朗晌午，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组织去渡江战役纪念馆参观，在归来的大巴客车上，一位矍铄老人的洪亮谈话声引起了我的注意。老人一边谈话，一边把刚刚编印的书籍分发给几位友人，我稍稍留意，但见书的封面上赫然写着“梅门三烈士”几个字。
从老人口中得知，她叫梅福林，人家都称呼她“梅大姐”，是一位年过八旬的退休老干部。这几年，梅大姐在家人和友人的鼎力支持下，编撰完成了两本书，一本是为纪念丈夫而编写的《品格·胆识·业绩——回忆苏桦》；一本是为纪念她家三代三位烈士而编撰的《梅门三烈士》。战争中，无数志士仁人为了革命事业牺牲了生命，但一门三代三位烈士并不多见。于是，我与老人攀谈了起来。临下车时，老人赠送了我两本书。
回家，当夜我翻阅了这两本书，从书中知晓，梅家在皖东、淮南革命斗争史上曾作出过很大贡献。几天后，我打电话给梅福林大姐，询问能否就其家人的革命经历采访一下她，性格爽朗的梅大姐一口答应了。
2013年元旦下午，我准时赶到合肥长江东大街和平花园梅大姐家。
“梅大姐，这是您爷爷吧？”我指着《梅门三烈士》首页上的一张半身图片，问梅大姐。图片中，一位清癯长者，头戴毡布帽，留着一缕长长的胡须。梅大姐点了点头，告诉我，爷爷梅子明少年习武，在乡里好行侠仗义。后来，梅子明参加了当地的帮会“安清帮”，还当了帮会的“老头子”，在当地很有影响，这给梅子明后来的革命工作带来很大便利。新四军主力东进后，梅子明积极宣传抗战，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动员凤阳、定远、宝应一带大批青壮年参加了新四军。
梅子明于1941年入党，成为一名秘密党员，组织上根据他的特长和条件，让他做统战工作。不久他还担任了津浦路西临时参议会参议长。梅子明讲话诙谐、幽默，富有感染力。津浦路东、路西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和群众都喜欢听梅子明的演讲。刘少奇、陈毅、谭震林、徐海东、张云逸、方毅等领导同志都尊称梅子明为“梅老”，还经常请他到各地做报告。
梅子明的工作得到党组织的充分肯定。1939年冬，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化名胡服）来到淮南抗日根据地领导对日作战，他多次接见梅子明，向他分析形势，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并赞扬梅子明的革命热忱和行动。少奇同志去苏北前，特意将自己所骑的战马送给梅子明。
“您在这本书中，写到您爷爷和父亲都有出家为僧的经历，这是不是有点特别呀？”
“那都是形势所逼，出家是为了避免眼前的灾祸。”梅大姐说，爷爷梅子明年轻时仗义行侠，打死了敲诈勒索乡民的税吏，逃亡到滁州琅琊寺，心善的主持达修高僧收留了他。期间，梅子明与寺中僧侣结下了深厚友谊。抗战期间，在梅子明的动员下，琅琊寺捐出了守护寺庙的枪支弹药支持新四军，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梅大姐接着说：“我父亲梅竹樵到琅琊寺避难大约在1932年底。那年8月，由于叛徒出卖，凤阳红心铺的党组织遭到彻底破坏，我父亲由于有人及时通风报信，才躲过那场劫难。父亲在琅琊寺待了三年多时间后，又悄然回到家乡，以做生意为掩护，打听红军的消息，盼望与党组织早日联系上。”
我插话道：“就在这个时候，新四军军部派陈云龙来了。”陈云龙是新四军特务营侦察连副连长，1938年11月，他奉军部之令，带着几个战士，从泾县云岭出发，侦察江北敌伪军的分布情况，为后续部队创建根据地提供情报。
梅大姐说：“在我的印象中，陈云龙第一次来，是两个人，后一次，是四五个人。”从此，梅竹樵参加了新四军，与党组织重新接上了头。陈云龙代表新四军赠送给梅竹樵8支枪，他组建的抗日游击大队，成为在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梅竹樵身高力大，擅长武功，又在帮会中有影响，所以，他动员一批批有志青年参加自己组织的游击队，然后又送到新四军，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梅竹樵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多次打击日伪军。1939年日伪军悬赏500块大洋捉拿梅竹樵。一次，日伪军直扑红心铺，扬言要杀绝梅竹樵全家。危急时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派侦察班长张正涛赶来，护送梅子明及其一家到路西新四军驻地藕塘镇。为了革命，梅子明含泪抛下了经营数十年的家业。
“你爷爷支持父亲参加新四军吗？”
“起初，爷爷并不知道父亲参加了新四军，见父亲时常不在家，以为他游荡在外不务正业，因此，爷爷经常责骂父亲，后来陈云龙告诉爷爷说父亲在外面‘干的是正事’，爷爷知道真相了，当然就全力支持他抗日。”
1947年7月20日，刚刚调任豫皖苏三分区司令员的梅竹樵，在率领干部大队越过陇海线进入豫皖苏边区时，与国民党主力部队74师遭遇。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敌人很快形成合围之势。危急中，梅竹樵下令让伤病员和马夫先撤，自己带一部分战士阻击，还把心爱的战马让给马夫骑。伤病员和马夫脱离了险境，梅竹樵却陷入了敌人重围。梅竹樵为免当俘虏受辱，毅然扣动了手枪扳机，壮烈牺牲。
梅大姐的哥哥梅福星，1938年冬参加了新四军，最初在4支队8团教导队学习，后分配到5支队任青年干事。1940年9月，梅福星随江北指挥部参谋长赖传珠视察淮北后，在返回路途中遭遇日军袭击，不幸中弹牺牲。
在梅大姐的印象中，少年时代的梅福星聪明、活泼，经常带着弟弟、妹妹到河里“捉小鱼，抓螃蟹”，有时候还一起在后院里捉迷藏，教唱歌。那段时光，虽然过得清苦，但特别温馨。
后来某一日清晨，一觉醒来的梅大姐发现哥哥不在床上，就问妈妈“哥哥去了哪里”，妈妈骗小福林说：“你福星哥去了藕塘，很快就会回来。”
1938年冬，父亲将年仅13岁的梅福星送到新四军4支队8团，在教导队小鬼班里学习。在庐江东汤池学习毕业后，梅福星被分配到5支队（司令员罗炳辉）任青年干事。梅福星年龄虽小，但“能说会写，能歌善舞，又善于团结教育青年战士”，所以，很快就成为一名出色的政工干部。数月后，梅福星被调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参谋部工作。
1940年9月，江北指挥部参谋长赖传珠前往淮北视察部队，梅福星随同前往。视察后从洪泽湖东南沿的蒋坝经三河南下时，与“扫荡”的日军遭遇，梅福星不幸中弹牺牲。
弟妹们再也没见到梅福星。哥哥牺牲的噩耗传来，全家人抱头痛哭。梅大姐在书中写道：“福星哥，你在哪里？！福星哥啊，我正站在家门口等着您哟！”对兄长深切的思念之情，跃然纸上。
1950年8月，梅子明因长期带病工作，积劳成疾，不幸逝世，梅子明的棺材安葬在故乡红心铺南边的茂林修竹之中，与其子梅竹樵、其孙梅福星共享同一块墓地，“梅门三烈士墓”由此而来。
交谈中，梅大姐取出两本相册，照片中的梅大姐身着军装，显得格外精神。
我问梅大姐：“大姐，您能介绍一下自己当年参加革命的情况吗？”
梅大姐介绍，她13岁就参加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下属的抗敌剧团。1940年夏，抗敌剧团一分为二，一部分留下来，后为二师文工团，另一部分前往苏北盐城，孟波为剧团团长。梅大姐经常随剧团到新四军各驻地演出。
离开抗敌剧团后，梅大姐在江北指挥部军政干校学习了两个月，后又到津浦路西联合中学学习两年多时间。17岁时，梅大姐到定远县曲阳小学当教师。1945年，20岁的梅福林认识了在定远县公安局任职的苏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安徽省委书记），次年他俩特意选择在党的生日7月1日这天结婚。
婚后不久，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挑起内战，苏桦离开梅福林，投入到解放战争中去，直到解放后两人才得以重逢。
采访结束之时，我对“梅门三烈士”和梅大姐充满敬意，我要把梅家的故事介绍给广大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