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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以整风精神反对贪污浪费——淮南新铺会议解读

www.djnb.cn 2024-04-19 09:30:10

  1943年淮南苏皖边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二师在淮南新铺召开了一个高级干部会议,以整风精神着重解决淮南党和军队内的贪污浪费问题。会议从1943年4月29日开始到5月4日结束,共开了6天。第二师政治委员谭震林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中共中央华中局对这次会议很重视,代理书记饶漱石、组织部长曾山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揭开了淮南党整风的序幕。从会议内容来看,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对保持党和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先进性,反对一切贪污浪费行为是十分重视的,发现问题就及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来解决。这对我们今天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铺会议的背景

  1943年1月新四军军部由苏北盐阜地区移驻淮南黄花塘,靠近新四军第二师驻地。这时谭震林刚调到淮南任新四军第二师政委兼淮南苏皖边区党委书记。当时全党正在开展整风。谭震林上任不久,接到正在病休的二师老政委郑位三来信,反映淮南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个人享乐主义的滋长;二、剥削阶级思想(赚钱思想)的发生;三、“革命功臣”观念的存在;四、个人对组织的过度要求;五、经济制度的不严格;六、单纯强调升级的干部政策。谭震林对这封信十分重视,在区党委进行了传达讨论。

  在新铺会议以前,淮南地区召开了财经会议,暴露了淮南工作中的一些严重问题。谭震林说:“特别是在我们一些主要负责干部中间,贪污腐化堕落蜕化变质现象严重,已经达到非抢救不可的程度了。”中共淮南区委决定在新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来解决这些问题。

  淮南党内贪污浪费严重

  淮南党内和部队究竟存在哪些严重问题,笔者没有看到财经会议的具体材料,但从谭震林关于新铺会议的有关讲话中,可以了解大概。当时淮南抗日根据地提倡兴办合作社,目的是为了调剂消费,推动生产。生产合作社是帮助部队、群众解决原料、种子、工具、肥料等困难,帮助农业手工业的建设和发展。消费合作社的任务是调节日用物资,使部队及社员不受奸商剥削,节约开支。可是在执行过程中却背离了初衷,有些干部为个人享乐,拿公家的资本去做生意,以赚钱为目的,违反政府法令,甚至贩卖鸦片、贩卖粮食。

  当时路东联防司令部主要领导干部纵容干部贩卖烟土赚钱分赃。“合作社一共买(卖)了四千两以上的鸦片烟。二百块钱一两计算,十两就是二千块,一百两就是二万块,一千两就是廿万块,四千两就是八十万块钱,假如以赚一倍计算,就大约是八九十万,假如赚两倍,那就是一百六十万,加上渗膏子,那数目是吓人的,恐怕是从一百万至二百万的数目。”路东保安处“以七万多块钱作鸦片烟生意,做了这样长久的时间还蚀本,如果不是贪污,钱到哪里去了呢?我们要问:为什么要把保安处全部账目烧掉?在犯人伙食费、在没收下来的各种经费和东西上为什么没有账目,为什么要把账目烧掉”?

  有些人“买东西送首长。其实首长并不需要这么些东西,他自己也知道首长实在并不需要这么些东西,然而他还是买,结果自己就从中揩油,这是一种揩油政策”。还有就是虚报冒领,有个旅领导人说:“我这旅领粮食时,经常多造几百人”,再把多余的粮食拿出去卖。

  淮南部队浪费现象也极为严重。当时检查一个来安支队部分伙食单位,据不完全统计,贪污浪费手法有35种,共查出案值法币432万多元。新铺会议“集中火力打击贪污浪费腐化堕落的现象。为什么从这里做起呢?因为在这一方面的问题发生得最危险了,已经到了悬崖陡壁,假如不迅速解决,那就不可收拾了”。贪污腐化的代表人物杨梅生新铺会议批判的代表人物是杨梅生。他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参谋长、淮南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司令员。谭震林说他是有着“所谓井冈山的老英雄,二万五千里长征,十年斗争的光荣历史”的老革命、老党员。但是他在淮南“腐化生活是公开的。这种腐化生活不仅表现在吃、穿和用东西上面,而且表现在他对女同志的关系上,都是非常不正确的”。“他由贪污腐化发展成为政治上的堕落蜕化。”“有时他到下面去走一走,并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敲竹杠,刮地皮。”

  有关杨梅生的问题,在《赖传珠日记》中也有零星记载:1943年4月1日有“张元寿(时任淮南路东军分区参谋长)到此来谈二师过去杨(梅生)等人的腐化行为之严重,及现在的严重现象”。4月25日赖传珠“与张元寿谈及杨等的腐化问题的事实”。《日记》还记述了4月21日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参加二师的财政经济会议。5月1日:“饶(漱石)、曾(山)参加二师反贪污腐化斗争会。”

  杨梅生问题发生后,陈毅、饶漱石于1943年1月向中央建议调杨梅生等人去延安学习。中央同意后,杨梅生等于3月离淮南赴延安。新铺会议建议中共中央对他严格审查。杨梅生于1944年7月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淮南区党委是怎样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

  对淮南的这些问题,淮南区党委承担了领导责任。中共淮南区委副书记刘顺元在会上说:“我们过去在财政经济工作中间的片面性和财政经济工作没有掌握思想上的领导,以至在干部政策上的慈爱政策,不是严爱政策。”贪污腐化问题的严重存在,与领导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倾向有关。“党没有严格的注意,帮助干部克服这些错误,而且还有某些放任的现象,因此区党委本身也要负责任的,不是把这责任完全推在犯错误同志的身上去。”对路东联防司令部的问题,会议指出路东联防司令部政委陈庆先也有责任。“大会上认为
在淮南党内浪费和贪污的现象,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因此大会觉得这种普遍现象的责任,主要由领导机关负责。”抗日战争时期鄂豫边区就规定:“对被惩办人员的主观领导工作失察,未能及时制止和揭露者也将根据情况分别给予撤职、降级、禁闭、记过等处分。”

  开展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揭发贪污浪费现象的重要手段。谭震林在新铺会议上说:“过去在淮南地区党内有一个传染病,什么传染病?就是大家和和气气的,你不讲我,我也不讲你,这就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传染病在我们淮南党内相当普遍。”而“新铺会议的这一炮,不但轰散了淮南党内数年来那种和和气气的不良倾向,而且掀起了党内正确思想斗争的浪潮”,“扫去了数年来淮南党内沉沉的暮气,惊起了昏迷的懦夫,吓坏了党内坏蛋,把青红皂白谁是谁非的事实,在众人面前一一暴露了出来”。淮南党内贪污浪费现象发展到如此严重程度,是与淮南党内你不讲我,我也不讲你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生活环境有关的。如果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正确运用起来,就能对权力实行监督,限制以公权谋私利,防止或及时制止贪污腐化行为的发生。

  对犯错误干部重在教育挽救。“区党委在召集这会议以前,就确定了这个原则:对任何一个人并不马上采取组织上的结论,而只有对那种根本不承认错误的,顽强坚持错误到底的,经过很多次的教育和耐心说服还不改正错误的人,才不得不做组织上的结论。”对那些普遍存在的浪费现象“一般的不应采取组织上和纪律上作结论,而应该是采取整风学习的
方式,以揭发各种错误纠正这种错误”。会议以治病救人的态度教育了全体人员。对杨梅生这样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都没有过早地作出组织结论,党仍然希望他踏上改造自新的道路。经过延安整风,杨梅生后来重新走上战场,在战争中建立了功勋。

  思想上要充分认识贪污浪费的危害性。会议强调:“我们应该认识贪污浪费在客观上是我们严重的敌人,它要破坏我们党与群众的关系,它要破坏革命的财富,所以这种人我们丝毫不应该对他仁慈的。”张云逸副军长在二师供给会议上说:“管钱人的犯贪污浪费违反政策,与指挥员的打仗贪生怕死违反军令一样,应该执行严格的纪律。”路东联防司令部以办合作社为名,贩卖毒品和粮食,不是为部队和群众谋利,而是为个人谋私利,败坏社会风气,造成党和军队负面影响。

  反对贪污浪费要领导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淮南反对贪污浪费是结合整风进行的,强调任何一个地方整风,首先应从领导机关整起,从高级干部整起,不是整上不整下,而是先整上,后整下。“只有上面能够以身作则去暴露这些弱点,去揭发这些错误,才能推动下面,使我们的支部连队作进一步的反省。”“在这次会议后,在各地委、各县委、各旅、各团以至我们司令部直属队,首先要从我们的主要干部参谋长、部长、各科科长、旅长、旅政治委员、团长、团政治委员整起,然后再去整各部部员、各科干事和下面的工作同志,因为只有这样以身作则作模范,才能使运动展开下去,毛病才能治好。”

  过去从宽,今后从严。新铺会议“认为过去这些贪污浪费现象固然是由于淮南党领导上有弱点,因此对这些犯错误的同志,主要是从整风学习的方式去挽救。今天已经揭发了和指责了这种错误现象,如果在今后还发现有这现象,还继续有这种贪污浪费行为,那我们党对这种明知故犯的同志就不能有任何仁慈,就是说以后发现贪污浪费者,要给以严格的纪律制裁”,“负责干部如果财政政策财政制度有明知故犯的行为,党就应给以严格的纪律制裁。”

  抓住一点,推动全局。新铺会议抓住典型事例和典型人物,以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的方法进行的。新铺会议抓住路东联防司令部司令员杨梅生贪污浪费和腐化堕落的问题为突破口,各单位揭露了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贪污浪费、腐化享乐的事实,使淮南贪污浪费和暮气沉沉现象日益消失,使一切工作都走上了更负责的轨道,效果明显。新四军二师修订和完善了经济制度,并报新四军军部审查。新铺会议后,某旅一个月就比会前节约了4万元经费。

  新铺会议是在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抗日根据地召开的一次反腐倡廉会议,有其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今天共产党成了13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我国经济规模空前扩大,干部的权力大了,掌控的经济数额也大了。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名利、美色、权势的诱惑时刻考验着每个干部。反腐倡廉也面临空前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如今权权交易隐蔽性强,是典型的政治蜕变现象。腐败手段智能化,腐败形式隐秘化,腐败收益虚拟化的特征日益明显。这就要在运用我党反腐倡廉历史经验的同时,与时俱进,设计出一套使权力不愿腐败自我约束的道德机制,不能腐败的党内外民主监督机制,不敢腐败的严厉惩戒机制。共产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国梦,一定要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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