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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媒体眼中的八路军与山西抗战

www.djnb.cn 2024-05-13 09:30:50

  1937年8月31日,八路军115师先遣部队从陕北韩城芝川黄河渡口出发,乘着简陋的木船渡过湍急的黄河,东进山西。6天前,这支部队还叫红军,其后在三原云阳改编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担任正副总指挥。他们率领第115、120、129三个师陆续渡河进入山西境内,从此开始了世界军事史上颇为神奇的远征。

  出兵山西 捍卫疆土

  八路军主力所抵达的山西,是华北战场的制高点。它是屏障大西北的巨大要塞,又是俯瞰华北平原的天然堡垒,山西的战事关系到整个华北、西北的安危。

  从辛亥革命起,阎锡山就成为统治山西的“不倒翁”。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出任以山西为核心区域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不久之后朱德就任该战区的副司令长官。他们在抗战之初的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西一隅具体而微的表现。对八路军官兵而言,散落在黄河东岸山间的碉堡能勾起并不遥远的回忆。一年前,这些碉堡是阎锡山的晋军抵抗红军东征的屏障,如今,它们成了肃立的看客,目送这对厮杀过的对手,共同携手抵御侵入黄土地的日本侵略者。

  当时日本出版的《支那事变画报》第5辑,曾这样描述不可一世的日本军队如何侵入山西省境内:“越过张家口的察哈尔作战军主力部队,如入无人之境一路前进,于五日傍晚越过察哈尔、山西两省省境上的长城进入山西省……六日与友军协作攻陷天镇城,在山西省的一角挂上了日章旗……山西军的尸体在山西道路上累累横陈,皇军士气大为高扬。”

  1937年8月3日,距卢沟桥事变不足一个月,由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和东京日日新闻社共同出刊的《中国事变画报》正式创刊。1937年7月11日,事变爆发四天后,日本内阁决定将这场侵华战争定名为“华北事变”。这家杂志最初也定名为《华北事变画报》。9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将这场战争正式更名为“支那事变”。该画报从第4辑起也更名为《支那事变画报》,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为了抵御日军侵犯山西,当年交通要道上,可以看到多姿多彩的军服,中央军、晋军、川军等在行军途中,八路军也在其中,因为它的前身是红军,故更受各方关注。《支那事变画报》承认:“陕西省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大本营,而山西省正是它的前进基地。”八路军能征惯战,在出兵的第一仗平型关伏击战中就有出彩的亮相,取得了胜利。
在抗战的战略分工上,当时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队有着互补性。国民党军队承担了野战与防守城市的重任,尽管伤亡惨重,但又必须要作出牺牲,否则无法向国人交待,也无法面对国际舆论。共产党军队擅长在侧翼游击作战。忻口会战就被认为国共军队在军事上密切合作的范例。

  《支那事变画报》描绘了忻口会战前的形势:“忻口镇的敌阵是欲图死守太原的阎锡山的最后防线,其兵力由山西军的主力、为防守太原而火速增援来的四川军、中央军、共产党军队以及杂牌军组成,总兵力约二十万人,主力置于忻州,从忻口镇东西的山岳地带起一直往南,利用险峻地形布设了二、三道坚固防御阵地。”负责忻口正面防御的是卫立煌任总司令的第14集团军。负责侧翼游击的是朱德任总司令的第18集团军。那时还未曾谋面的卫立煌和朱德两位将军在战场上各负其责,默契配合,成为忻口会战获得巨大战果的关键。他们率领着山西战场上战斗力最坚强的两个集团军,他们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对山西战场的稳定至关重要。卫立煌对八路军的评价是:“我知道八路军确实是抗日的,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尤其是抗日的方法和经验都非常丰富。”

  不退过黄河 与山西共存亡

  太原、临汾失守后,战事陷入危局,阎锡山退至黄河以西,延安担心朱德总司令的安全,多次要求他回到黄河西岸,但朱德此时却表现得无比倔强,他和彭德怀宣布,第八路军不过黄河,要与华北民众共存亡。曾到八路军总部采访的周立波赶紧用自己的笔,将“第八路军决定永不过黄河”的决心传遍了全中国。

  朱德担任了第二战区东路军司令,除了八路军的三个师,还指挥阎锡山与卫立煌拨来的七个半师,多半留在敌后活动。《支那事变画报》第15辑对此有相关的报道,称“盘踞在山西省正太线南面的残兵败将们后来在共产党的指挥下渐渐赤化,正在继续抗日” 。卫立煌率领中央军留在晋西南的中条山一带。而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前往晋东南太行山,双方互为犄角。日军对西北的攻势被遏制,战线率先稳定下来,山西和陕西交界的黄河成为对峙的分界线,直到抗战胜利日本军队也没有再能够越雷池一步。

  八路军的领导深深知道自己的弱点,如果进行旷野上的堂堂之战或者进行城市据点的攻防战,他们还不是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的日本军队的对手。八路军先得保存自己,才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如游击战。这一点从《支那事变画报》第15辑中也可以得到证实:“由朱德率领的第八路军(共产党军队)收编地方上的杂牌、残兵败将,在山西战场专门以游击战法对抗日军。”

  在山西,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在日军的“扫荡”下能够存活下来成为当务之急。毛泽东称这一招为围棋的“做眼”,一旦一块棋做成“两只眼”,就是被对方团团围住,但对手也无法将其吃掉。《支那事变画报》惊恐地发现:“山西共产党军队分驻在山西西部、北部、同蒲线沿线、山西东部这四个地区,其最前线设在榆社、五台、沁源,通过独特的游击战术与进攻山西的日本军交战的。共产党军队的势力一直被看做是其抗日意识、训练等都要比其它中国军队更为强大。”

  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共敌后根据地,它的存在也令日本军队深感头疼。《支那事变画报》报道称:“这盘踞于这一三角地带的共产党军队以阜平为大本营,经常破坏京汉线及石太线的铁道,并且还在此地区内通过苏联式的方法开展群众工作,因此在阜平城内设立了边区银行办事处、边区贸易总局等。”对这块根据地状况,《支那事变画报》此后报道频繁。

  到1938年4月,八路军已经在晋冀鲁豫等敌后广阔土地上,发展出10多块根据地。以此为依托,他们在日军后方不分昼夜出击,将其大量兵力牵制在交通线和沿途据点上,以致进占山西南部的日军第20师团,一度由于交通线被截,补给完全中断,只能靠有限的空投或抢粮维持。山西战场成为日军最无可奈何的地方,当台儿庄、徐州、武汉方面日军作战吃紧时,也难以从山西调兵。

  1938年是国共合作最为亲密和谐的时期,武汉呈现出的团结抗战的气氛给中外舆论留下深刻印象。《支那事变画报》在1938年刊登过一篇报道,题为《抗日女作家在神户口出恶言》,写的是在武汉停留了数月的英国女作家弗雷达·阿特利在从中国赴美国时,秘密乘从香港出发的加拿大女皇号,该船停靠在日本神户时,日方在其护照上盖上表示禁止其上岸的红色印章。阿特利当即表示:“我不知日本的想法,然而胜利终究将属于中国,其力量正在不断变强。”《支那事变画报》第48辑注意到共产党在全国政坛上的活跃:“以抗日同盟为目标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者最近在汉口协商了合作计划……另外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公然创刊,连日高扬起促进抗日同盟的气势。这样看来中国的抗日计划以国共联合战线为契机变得更加具体”,“事变后,从抗日政权的动向来看,参政会的设立,焦土作战的实施,游击战的展开,都倾向于在共产党的主导下行动,且今后的趋势会越来越强”。

  武汉失守后,中日双方进入漫长的战略相持时期。敌后战场的重要性迅速提升,共产党的影响力也进一步增强。该画报第55辑刊载《中国共产党最新的动向》一文,对1939年的中共战争指导有如下的分析:“在国共关系中的实力对比中,共产党并不具备强大的实力,事实上依旧是蒋介石的国民党拥有压倒性的实力。然而国共实力的相对关系,随着事变的进展而逐渐发生量变与质变,不可忽视的是共产党的实力正渐渐上升。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此次事变使得构成抗战中国之抵抗力的重要因素——民族团结的力量——取得了进一步发展。共产党极大程度上巧妙地把握了民心。”

  动员民众 逆境中生存与发展

  在山西的一个县里,常常被分成三个部分:国民党控制区、共产党控制区、日本人控制区。三者的边境是模糊的、犬牙交错的。沦陷区的争夺异常激烈,《支那事变画报》直言不讳地写道:“我们以八纮一宇的理想、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思想为理念,以取得民众的信赖、获得民心为目标不断努力着。与我们的理念相对抗的敌方既有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又有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目前三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思想战正在支那国内激烈地开展着。”

  作为中国军队,中央军、八路军、阎锡山的部队既互相合作,也互相竞争,这种竞争从口头批评发展到了1939年开始兵戎相见的严重事态,也就是“摩擦”与反“摩擦”。《支那事变画报》第79辑载文称:“据现场方面的报道,似乎去年秋天以来在山西省内阎锡山的军队与共产党的军队之间屡次发生猛烈交锋。”老百姓支持能够保护他们的政权,而共产党人恰好是日本人最强硬的对手。阎锡山的力量一直在山西陕西的边境处生存着,但呈现出颓势,有一度时期,阎锡山几乎就要向日本屈服。《支那事变画报》评述道:“不用说山西省内从铁道沿线到省内要塞悉数掌握在皇军手里,因此敌人只能藏匿在阴山山脉至吕梁山脉的高原地带,但他们的势力可以说是相当不容小视,尤其近期传闻阎锡山势力式微,共产党军队势力日益猖獗,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来我们都必须要密切注视着山西省动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争旷日持久,该画报关于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报道越来越频繁,还附有许多分析文章。

  1940年8月,百团大战的爆发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发展的惊人成果。《支那事变画报》第99辑中这样描述八路军在华北的发展:“盘踞在华北地区的中国共产军,主要包括山西省西部的贺龙军、徐向前率领的山东挺身队、冀南和太行山地区的刘伯承军,以及聂荣臻为总司令的晋冀察军。他们有一套独创的游击作战技巧,加上巧妙的红色思想宣传,在华北地区如同癌细胞一般扩散着。” 此外,这期画报还特地为八路军将领聂荣臻、刘伯承、吕正操等编了一个小传。那一年,蒋介石要求共产党武装力量北移,导致国共矛盾急剧恶化。《支那事变画报》第91辑注意到这种状况,描述道:“当下,蒋介石让共产党移至我军占领区域物资匮乏处驻扎,这无疑让共产党自取灭亡,共产党对此不予理会,双方矛盾逐步激化。”

  1941年春,日军大败在晋西南中条山坚持了多年的中央军。《支那事变画报》第99辑提到:“今年春天的晋南战役上,蒋嫡系势力的残兵被赶至黄河以南。以此为转机,中国共产军成为了现今唯一一支残存的抗日势力,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根据地。”华北日军将晋察冀边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图谋将其拔除,集中大军“围剿”。日军提出“此次作战的目的就是彻底摧毁晋察冀边区的抗日势力。我军投入了迄今最大的兵力,拉起南北三百公里、东西四百公里的巨大包围网,铸造了二重、三重封锁部队,实施彻底的歼灭作战。同时,与军事作战相呼应,我军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工作的政治工作班、资源调查班也在积极开展工作。这是前所未有的全军作战 ”, “我军计划一举歼灭聂荣臻麾下四万共军,彻底摧毁红军根据地。7月7日,皇军召集全部华北军开展了治安强化运动,与此同时,皇军部队于8月14日展开行动,中原会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包围战拉开序幕”。承受日军重压的八路军及敌后抗日根据地虽有所损失,但依旧在山西坚持抗战,并在整个华北发展力量打击日军。朱德、彭德怀伫马太行山,指挥华北各地敌后的抗日战争。八路军总部一直在太行山,直到取得抗战的胜利。

  山西的抗战,是抗日战争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山西的抗战富有创造性,抗战中的各种战争类型大多在这里先出现。如平型关漂亮的伏击战、忻口顽强的阵地战、遍及全省的游击战等等。可以说,山西的抗战是整个抗战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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