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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文化战士 永生难忘的战友——怀念著名版画家杨可扬同志

www.djnb.cn 2024-06-27 10:00:00

 

  2005年夏,作者与杨可扬(右)

《浙江妇女》四卷五、六期合刊封面

  著名版画艺术家杨可扬去世一年多了。当噩耗从上海传来,94岁的我不禁老泪纵横,伤心不已。由于生病住院,我想写篇纪念文章,陆陆续续写了好久,今日总算写成,了却了我的心愿,告慰我的战友。

  杨可扬是我国著名版画家(1914年生),是新兴木刻艺术创始人之一。上世纪30年代初,他便投身于鲁迅先生提倡的木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是我国新兴木刻艺术杰出贡献奖获得者。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从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中勇敢地与敌人斗争,到建设新中国发扬光大木刻艺术,到改革开放创办上海版画会,培养了大批青年木刻家。他在同志们心中,在亲人们心中,在浙江遂昌家乡父老们心中,在学生们心中,在社区居民心中,留下了优秀的共产党人形象。

  我认识杨可扬是在1941年1月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之后。当时,我为去不了皖南而着急发愁,新四军驻金华联络站负责人林秋若建议我留下来,在地下党领导的公开刊物《浙江妇女》月刊社工作,我只好留下。《浙江妇女》隶属于中国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林的公开身份是保育会秘书兼《浙江妇女》主编,党内职务是党团书记。林秋若请《合作前锋》杂志社的美术编辑杨可扬为《浙江妇女》设计封面及栏目报头、文中插图。抗战时期,不能制铜锌版,主要靠木刻,木刻是最好的宣传抗日的战斗武器,既美化了版面,又一目了然达到宣传效果,受到读者的欢迎。

  可是不到一个月,顽固派的黑手伸向金华。那天,正是农历除夕(1月25日),天色阴沉,几个国民党宪兵突然闯进保育会,给林秋若戴上手铐抓走了。我强忍眼泪,想起刚才林对我轻声而又坚定的命令“坚持下去”,顿觉肩上担子沉重。我在保育院请调了徐继跃和张静谷任编辑,使《浙江妇女》得以照常出版。杨可扬继续为《浙江妇女》搞木刻,他几乎有一半工作时间为我们帮忙。我们办刊物,一面要对付国民党省党部图书审查处处长楼子匡的刁难(经常抽掉我们的重要稿件),一面还要背着稿子逃警报编稿。有一天,楼子匡竟公然指责我们:“只宣传抗日,不宣传反共。”我则针锋相对地反问:“我们天天接触日本鬼子,天天逃警报,隔三差五地向后撤退;我们却没有接触共产党,叫我们怎么去反?”他尴尬得哑口无言。

  那时正值日寇进犯浙赣铁路沿线,我们已从金华撤退到丽水。当时浙江文化界几乎都集中在丽水,进步力量也渗入到各个文化部门,与反动势力相角逐。我们还利用逃警报到城外,与进步人士聚首商讨国是,相互组稿。我们每天一早就到村子的寺庙里或祠堂里,架起门板就编稿。每人布袋里都装着钢笔、墨水、纸张和稿件,已觉得很重,而杨可扬不但要带颜料、画笔、画稿、图纸,还要带大大小小的木板、木块和锯子、刀具,背着一只重甸甸的前后都装满东西的帆布褡裢袋,好比挑了一副担子,摇摇晃晃慢悠悠地走着。我们看见他远远从田埂上走来,赶快迎上去抢他沉重的褡裢,看有没有下期的封面画和各种插图。最重要也最麻烦的是制作16开的封面画,需要套色,套几种颜色就要刻几块木刻,然后合拢印在同一张16开大的白纸上,形成一张彩色封面画,工艺复杂,时间紧迫,内容又要融政治性、艺术性于一体,画里有画。既是脑力劳动,又是体力劳动。他一来立即投入画画。遇到盛夏天气,没有电风扇,他汗流浃背。我们轮流为他打扇子,便于他抓紧时间,完成任务。相互之间,建立起兄弟般的战斗友谊,大家不再叫他“杨先生”,而是亲切地称他为“阿杨”了。“阿杨”这个昵称,60多年来没有改变。

  好景不长,日寇又流窜丽水,我们又只能后撤到偏僻的山城云和、松阳、龙泉、庆元,甚至还到过福建边境的松溪。《浙江妇女》的同事们先后去投亲靠友,最后只剩下我孤家寡人一个,一直随第二保育院行动,长途跋涉深入山区,以后又回到云和小顺镇安顿下来。后来,《浙江妇女》在碧湖出版的《浙江日报》上出周刊,每周一个版,社址仍在离碧湖镇南30华里的小顺镇。我每周都要去碧湖镇组稿、发稿和出报。

  云和是山区小县城,这时成为省府和省级机关所在地。日寇不再进犯山区,又不便轰炸,局势暂时稳定。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白色恐怖依然猖狂。原《浙江妇女》编辑张静谷,这时暂住在阿杨工作的《合作前锋》社。1943年10月的一天,张静谷突然被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郭雁翎找去“谈话”,郭单刀直入地问:“秦秋谷是不是共产党?你们是不是在一起过组织生活?进行过什么反对国民党的活动?”小张机智冷静,巧妙地否定后,心里认定:“我们都上了国民党省党部的黑名单。”他被告知不准离开云和城,要随叫随到。她回去后对阿杨说:“必须尽快通知秋谷,叫她赶快撤离。”阿杨当即自告奋勇,坚决地说:“我去!”

  第二天一大早,阿杨穿了一件体面的毛料长衫,拎了一包糕点,好像走亲戚的样子出了城。为避开敌人他不坐长途汽车,而徒步行走。沿途多是小石子路,上坡下坡,曲曲弯弯,如同走进深山老林似的。阿杨连奔带跑,上午10点就到达了小顺镇。我看到阿杨来到,一阵惊喜,连忙倒茶让座。阿杨忽然收起笑容,一脸严肃地告诉我这件突发事件。他辛辛苦苦徒步走了30华里山区小路,原来是向我通风报信来的,他让我赶快撤离。我对他和小张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救命之恩,刻骨铭心。

  三天之后,我到了上海,到处打听新四军驻沪办事处主任陈其襄的下落,他原是生活书店经理,是我的老战友。此时书店已开不下去,改为百货商店,他仍任经理。我在这里等待地下交通来带我去新四军。过了农历年,于1944年4月4日,我到了今江苏盱眙县黄花塘新四军军部驻地。经过三年曲折、艰辛、危险的地下斗争生活,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之情,永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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