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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怎么召开的

www.djnb.cn 2024-07-08 09:30:00

  20世纪40年代初的延安文艺,呈现两个特点,出现一个问题。第一个特点是,大多数文艺工作者初来延安时那种狂热性没有了,开始面对现实,有些脚踏实地了。第二个特点是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延安文艺,正在慢慢地生长,还没有出现定型的局面。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有些作家不满延安现实,思想上小资产阶级思想不断作怪。作家队伍内部不团结现象、山头现象出来了,创作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观点出来了,政治上片面性观点出来了。这些现象,随着岁月的流逝,还有一定的发展。

  1942年2月15日,延安美协主办讽刺画展,内容为对延安新社会中所残存的某些弱点给以严正指出。作者为张谔、华君武、蔡若虹三人。画展第三天,毛泽东、王稼祥前往参观。毛泽东对华君武三人予以赞扬,慰勉鼓励。画展完后,毛泽东邀请华君武三人到枣园交换意见。毛泽东说,有一幅画,叫《1939年所植的树林》,那是延安的植树吗?我看是清凉山的植树,延安植的树许多地方是长得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漫画是不是也可以画对比画呢?比方植树,一幅画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的,叫人学的;另一幅画画长得不好的,枝叶被啃光的,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两幅画画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这样画,是不是使你们为难呢?华君武说,两幅画对比是可以画的。但是不能每幅漫画都那样画。那样画,讽刺就不突出了。有一次桥儿沟发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冲到河里,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有些人下河捞西瓜。但是他们捞上来不是交还给种西瓜的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了。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毛泽东回答,可以画,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要发表在全边区性的报上,那就要慎重。因为影响大。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以前有一个小孩,老拖鼻涕,父母老骂他,他改不了。有一天,小学的老师看见他没有拖鼻涕,对他进行了鼓励和表扬,从此小孩就改了。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华君武三人对毛泽东的意见心悦诚服。对于“讽刺画展”盛况,延安《解放日报》作了专门报道。这次画展,在延安是空前的。

  1942年3月7日,《解放日报》社陈企霞派人送信给丁玲,约她写一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丁玲连夜挥就,把当时因两起离婚事件而引起的为女同志鸣不平的情绪,一泄无余地发泄出来,篇名为《三八节有感》,在延安引起很大反响。3月13日,延安马列学院的王实味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杂文《野百合花》,后又发表《政治家与艺术家》,这样一来,呼声就更大了。丁玲和王实味的文章,过分地强调延安存在的问题,对延安的几种主要社会现象“人类之爱”呀,等级制度啊,工作作风啊进行了抨击,片面地夸大了延安的社会不良现象,没有分清延安的主流是什么,支流是什么,而且发表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影响面很大。在党内,尤其是在文化界,引起了很大的意见分歧。

  1942年4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克勉来信《“轻骑队”及其他》,信中指出:“轻骑队”的内容除了发泄牢骚以外,还有多少真有政治意义、有多少能够教育人的东西呢?“轻骑队”大概算是讽刺性的报纸吧。它的讽刺对象是延安各机关和人员。而实际上它是为讽刺而讽刺,养成只发牢骚,不求解决问题的坏风气。最令人头痛的是“轻骑队”对被批评的机关和人员都用××的字样,使读者引起很大误会。这样,“轻骑队”的言论可以说是不太负责的。请问为什么不能公开地写出被批评者(机关或人员)的名字呢?为什么不采取直率的热骂,而采取暗箭式的冷嘲呢?4月10日,“轻骑队”代表童大林说,自“轻骑队”创办以来,先后收到朱德、肖军、艾青、欧阳山、草明、王实味、肖三等人的意见,多系鼓励。4月12日,“轻骑队”墙报编委会在《解放日报》发表声明,驳斥童大林。声明指出:“日前本刊编委会曾详细检讨一年来工作得失,认为过去方针有错误,已决定加以彻底转变。至于接到朱总司令及各界同志的意见,多系严正批评指责,而该消息只说鼓励,与事实不符,特此声明更正。”4月23日,延安壁报“轻骑队”在《解放日报》上公开作自我批评,承认编辑方针有错误,没有坚持顾全大局,与人为善的批评,而是片面的,甚至与被批评者完全是对立的,并决心在第二年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1942年春天,肖军收到一些不相识的人的来信,信中大多谈自己的痛苦和牢骚,不满意环境,不满意人,不满意工作,甚至对革命也感觉倦怠了。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4月初写信给毛泽东,如实地反映了文艺方面的诸问题。4月9日,毛泽东给欧阳山复了信。信中写道:“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于今日惠临一叙,并盼与草明同志偕来。”4月11日,欧阳山、草明两人面见毛泽东,深谈半日,就延安的现状和改进问题彼此坦诚地交换了意见。4月13日,毛泽东第二次写信给欧阳山和草明:“欧阳山、草明二同志: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

  为解决延安文艺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于4月中旬邀请了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到杨家岭交换意见。毛泽东对这些主张歌颂光明而受到些委屈的作家,给以开导,说: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思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小资产阶级喜欢讲人性,讲人类爱,讲同情。如果有不符合他们的地方,这些人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情面。严文井问:“听说主席喜欢中国古典诗歌。你喜欢李白的,还是杜甫呢?”毛泽东回答: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姚时晓说:“文学艺术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能把它写成很好的作品。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吸引人感动人的比较少,是不是这样一个原因呢?”毛泽东说,写当前的战争也可以写得很好。《解放日报》上最近(4月6日)发一篇黄钢的作品叫《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的抗日战争的。最后大家与毛泽东商议,最好开个会,让文艺工作者充分发表一下意见,彼此在会上交换一下思想,然后毛泽东集中讲一下,以统一思想,利于事业。毛泽东同意了大家的看法。

  4月15日和4月17日,毛泽东与欧阳山、草明就文艺问题以书信形式交换意见。同一时期,毛泽东写信给艾青,信中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的……你看怎么办?”艾青面见毛泽东后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吧。”毛泽东说:“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回答:“至少我是爱听的。”随后,毛泽东又写信给艾青,亦请代为收集反面意见。艾青经过思考后,把自己对文艺工作的意见写成文字送给毛泽东,即《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毛泽东读后,复信给艾青:“大著并来函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艾青来到毛泽东住处后,毛泽东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文章第一页有几位政治局委员同志传阅的字样。另纸用铅笔写了一些意见。”毛泽东与艾青就几个文艺问题,当下又进行了一些商讨。

  4月27日,为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约请两位作家草拟了一份参加座谈的名单,中央办公厅按照名单发出一百多份粉红色油光纸油印的请帖: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此致

  毛泽东、凯丰

  四月二十七日”。

  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杨家岭召集延安文艺工作者一百多人举行座谈会。中宣部副部长凯丰主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引言”。

  5月16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毛泽东、朱德等中央负责同志前往参加并认真听取了会上的发言。柯仲平讲民众剧团演出情况,说剧团离村的时候,群众恋恋不舍地把他们送得很远,并给了许多慰劳品。群众很喜欢《小放牛》这样的剧。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刚从晋西北回来,参加了座谈会。他发言说:“战士和老百姓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看起来似乎你付出去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得到的,学习到的东西更多。”“前方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工作。这样多的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去上前方吧,我举双手欢迎!”会上也有人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出发,空洞地说教,有人宣传“人性论”,有人表述自己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有人对整顿三风提出异议。第二次会议,讨论是空前热烈的。

  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朱德在会上讲作家立志于世界之林是好事,但要和工农兵接近,不要看不起工农兵,不要嫌延安生活太苦,这已经比爬雪山、过草地时好多了。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自己的,重庆的东西再好是人家的。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他指出: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上就叫“结论”。毛泽东针对座谈会讨论的问题,针对延安文艺界几年来的情况和近来的争论,联系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论述了革命文艺运动和革命文艺工作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方向问题,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结论”从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如何服务这一根本原则出发,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源和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许多重大问题。

  (本文选摘自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在延安》一书,该书由张希贤、王宪明、张伟良、张勇、扬虎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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