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两个月内，上海男篮经历了从大起至大落的心理落差：随着三位外援4月初悉数回归，“大鲨鱼”成为CBA联赛中少有的阵容齐整的球队；如今，联赛宣布重启的消息言犹在耳，队伍阵中却只剩麦卡勒姆一位外援的身影。
“赛季未结束，合同已到期”，这是莫泰尤纳斯与康宁汉姆离开 “大鲨鱼”的根本原因。在合同起始时限与赛季紧紧绑定的职业体坛，若没有触发“黑天鹅”事件，这本不会发生——通常而言，即便所属球队最终闯入总决赛，CBA外援们当赛季的使命也至多只会持续到4月中旬。然而，在疫情导致赛季延期，以及近年来新推的外援合同新政的双重作用下，这一尴尬怪象在CBA联赛中某种程度上成了必然的结果。只不过，由于多数外援均未能回到中国，合同届满后是否该继续效力的话题根本无从谈起，才让莫泰尤纳斯与上海男篮间的是是非非看起来成了独特的个例。
自2018-19赛季起，CBA逐步推行各队“只能与外援签订含有部分保障条款的短期合约”的新政策。该政策旨在避免外援手握长约后消极怠工，符合中国职业篮球的发展规律，却在推行一年多后造成了无法预料的结果。尽管在2018-19赛季前签订的长约仍具效力，但在人才流动频繁的CBA外援市场，此类合同占比微乎其微。换言之，绝大多数外援如今能享受到的最高待遇也不过“一年一签”，使得“赛季未结束，合同已到期”的现象几乎遍布所有球队。
同样是合同届满离队，为何“莫泰尤纳斯事件”会在舆论间不断发酵，而天津队外援托多罗维奇的出走却无人问津？诚然，一定程度上需归结为前者名声更响，但究其根本还是立陶宛人与上海队的摩擦。两个月前还在镜头前向东家表忠心，一转头却成了率先发难的“刺头”，莫泰的言行不一似乎确实有违情理。立陶宛人有自己的诉求，他希望以续约至下赛季的方式继续效力，而上海男篮提供的报价同样合情合理——球队允诺，将为其在超出合同时限部分的场次额外支付费用，但遭拒绝。说到底，双方的分歧其实就是协商未达成一致。站在球迷的立场，或许可以认为莫泰如今的行为就像当年他拒绝NBA千万美元年薪合同那样不明智，但“绝对理性人”这样的概念只存在于理想经济模型之中，而不应作为“绑架”或支配当事人行为的依据。谁也无法保证，莫泰是否有其他顾虑或是计划，他也有权作出自己的选择。立陶宛人若愿意留队，自然皆大欢喜，但在商言商，故事发展至今至多也只能算 “双方均无过错，只是结局略显遗憾”而已。
遭遇这一困扰的不止是CBA联赛。即将复赛的西甲、英超等足坛联赛体量更大、球员流动更普遍，待联赛重启时球员合约已到期的现象同样普遍。早在4月上旬，国际足联就已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的种种问题，建议延长球员与俱乐部签订的工作合同，并将转会窗口后移至旧赛季与新赛季交界的时间段。然而，“转会窗”的转移或增设尚在其职权范围之内，球员合同的延长却涉及复杂的法律争议，最终只能停留在“建议”的层面。公布建议不久后，国际足联法律总监詹姆斯·基钦承认，无法阻止合同即将到期的球员在7月1日恢复“自由身”。换言之，谁也无法为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寻求到具有普适性的解决方式，无论涉及的问题是球员续约，或是租借期是否存续，只能作为个例交由各俱乐部与球员协商。
这听起来或许有些不公平。在不少人看来，球员只是延后履行本该其履行的义务，却额外索取报酬，但如此论调无疑扭曲了合同的本质。职业体坛普遍签订的合约多以时间而非条件为限，只是其中可能设有某些附条件的格式条款，作为球员的付出达到或低于预期的奖惩。若合同未规定球员需参与的场次数量，却要求球员在合同届满后额外履行，才是对契约精神的背离。更何况，在无比赛的日子，球员也需根据合同要求训练，这又何尝不是对其义务的履行。
所幸，新冠疫情这样的“黑天鹅”事件不会时常发生。如果俱乐部、球迷希望看到理想的结局，最终也该求诸人情而非法理。那些愿在特殊时期与球队风雨同舟的球员配得上道德层面的赞许，而那些在履约后看似冰冷的离去，也不该承受过多的苛责。
